虐死5岁儿毒瘾母囚22年 社工家访失察受关注

香港高等法院就一宗严重虐儿致死案判刑，37岁女被告L.S.T.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罪，被判入狱22年2。案中5岁男童Z长期遭母亲虐待，包括被绑四肢及阴茎、禁锢在睡房、遭藤条殴打、掌掴及强迫喂食，并被持续剥夺食物和饮水，最终在2022年因长期饥饿引致严重营养不良死亡2。法官李素兰指出，Z离世时全身遍布伤痕，体重仅9.7公斤，身高100厘米，发育严重停滞，案件属同类罪行中最恶劣级别，虐待并非一时失控，而是有计划、长时间、冷血地进行2。此外，法官亦提到社工曾三度上门家访却未发现异常，使案件不仅是刑事审判，也牵动香港儿童保护制度、家访程序及跨部门监察是否足够的讨论12。

这宗案件不只反映极端虐儿的残酷程度，更显示当施虐者正是法定照顾者时，儿童几乎完全失去求助能力，司法机关因此在量刑上强调惩罚与阻吓2。另一方面，案件也把焦点推向社署、外判机构及前线社工的家访机制，尤其在疫情后如何提升风险识别、督导复核及高危个案的双人探访安排，已成为社福界不能回避的制度议题12。 案情显示，被告与越南籍男友诞下Z。Z出生时已出现戒毒症状，住院57日后因被告无力照顾而被送往寄养；他在9个月大时又因摇晃婴儿综合症导致视网膜及脑出血，发展本已较同龄儿童迟缓2。被告另外两名子女X及Y亦曾因照顾问题被送往幼儿中心，其后约于2021年被告接回3名子女同住，但Z在幼稚园出勤率只有两成，到2022年1月后更完全没有上学2。法官认为，被告刻意令Z脱离学校及外界接触，明知一旦有关部门发现其受虐情况，自己可能失去抚养权，因此行事带有明显算计2。 法庭接纳的案情指出，Z长期被单独困在睡房内，每星期只获准短暂离房数次，活动受严重限制，三餐及如厕都在房内进行2。他不但遭长期殴打，连生殖器亦有损伤，部分伤势更是在死亡前一至两日造成2。验尸显示，Z直接死因为长期饥饿引致严重营养不良，器官及肌肉萎缩，皮下脂肪及内脏周边脂肪几乎消失，肋骨突出、腹部凹陷，法医并指最终致命机制可能涉及心律不整或低血糖2。儿科专家则确认，虐待已对其成长造成不可逆转伤害2。 判刑时，李素兰法官明言，被告身为母亲，却滥用监护及信赖，把儿子如囚犯般禁锢在狭小床铺，蓄意断食直至死亡，做法残酷冷血，完全不是一时情绪失控2。法官亦驳回辩方以学历不足、不懂照顾子女及毒瘾作为减责理由，指出精神科及心理报告均确认被告并无精神病患，只建议后续辅导，故不能削弱其刑责2。虽然被告在最早阶段认罪，显示某程度悔意，但与Z长期承受的痛苦相比，减刑空间极低2。 案件另一焦点，是社工监察是否失灵。法官提到，社工曾于2021年12月、2022年4月及6月三次上门，包括在Z死前约3个月，仍未察觉其严重发育不良12。社署社工总工会主席梁建雄其后表示，案发时正值疫情，社会服务提供困难，家访次数及接触方式可能受限制，而个案当时刚转交非政府机构跟进，意味着原先被判断为较稳定，探访密度或相应下降1。他建议日后可制定家访检查清单，例如记录停留时间、是否见到儿童真实状况、身上有否伤痕、夏天是否穿长袖长裤等，并对复杂或高危个案恒常安排多于一名社工家访，即俗称“行孖咇”，以便分工观察及减少遗漏1。 从公共政策角度看，案件反映单靠例行家访未必足以识别被刻意隐藏的虐儿风险，尤其当儿童被隔离、停学、与外界断绝接触时，更需要跨专业警觉，包括学校、医疗、社福及警方之间的信息互通12。在香港近年持续强调保护儿童的大背景下，这宗案件势必成为检视前线风险评估、督导负荷、外判服务衔接，以及高危家庭跟进标准的重要案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