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罪行改革咨询结束 律师会质疑儿童书面供词

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进行的公众咨询已经结束，香港律师会在提交意见时，对整体改革方向表示欢迎，但对个别建议提出明确保留，尤其是涉及儿童证人作供方式的安排 1。咨询文件建议，在窥淫相关罪行中，可容许儿童受害人以书面供词作供；律师会认为，这类安排表面上或可减少儿童出庭压力，但在实际操作上，年幼儿童很难在没有成年人协助下独立完成书面陈述 1。会方担心，父母、社工或警察在协助过程中，即使出于善意，也可能令供词内容被无意修饰、补充，从而影响证据的真实性与自发性，甚至在家庭纠纷背景下增加被引导风险 1。律师会同时把讨论延伸至查核制度与被告权益，主张长远应把“性罪行定罪纪录查核”机制法定化，但任何扩大披露或资讯共享安排，都必须兼顾私隐保障、已丧失时效定罪的处理，以及无罪推定原则 1。

这场争议反映香港性罪行改革不只是加重保护或扩大罪行定义，更牵涉刑事审讯中如何处理儿童证供、如何确保证据可信，以及如何维持程序公义 1。对执法、检控、辩方与法庭而言，若未来真的引入儿童书面供词，便需要更清晰的采纳门槛与配套，否则可能在保护受害人与保障被告之间引发新的法律争议 1。另一方面，律师会提出把“性罪行定罪纪录查核”机制法定化，也显示社会关注已由单一案件处理，延伸至儿童及精神弱智人士相关工作的风险管理、私隐保障与更完整的制度设计 1。 香港律师会在意见书中，并非反对整体改革，而是强调某些看似有利受害人的安排，若欠缺足够程序保障，最终可能削弱法庭对证据的信心 1。在儿童书面供词问题上，会方的核心论点是，儿童尤其是年纪较小者，未必有足够语文能力、理解能力及表达能力，把事件完整、准确而不受影响地写成书面陈述 1。一旦需要成年人从旁协助，便会出现谁曾参与、如何提问、是否曾作引导、哪些字句属儿童原意等问题，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供词的证明力 1。 律师会特别提到，现时录影会面制度其实已有其优势，因为录影不只记录内容，也能保留儿童说话时的停顿、情绪、用字、表情与反应，让法庭更全面评估可信性 1。相比之下，书面供词只呈现最终文字版本，难以反映形成过程，也较难排除外界介入的可能 1。因此，若政府仍希望推进有关建议，法庭在采纳时便必须极为谨慎，并建立清晰保障，例如严格审视供词形成方式及协助者角色 1。 除证供安排外，律师会亦支持把“性罪行定罪纪录查核”机制扩展至所有涵盖儿童及精神弱智人士工作的现职雇员、自雇人士及义工 1。不过，会方认为长远不应只停留在自愿性质，而应研究为特定高风险职位设立具法律效力及强制性的查核制度，以堵塞现行机制可能出现的漏洞 1。但这类制度若要推行，亦必须同时处理私隐保障及“已丧失时效”定罪的披露问题，避免保护弱势社群的同时，对个人权利造成过度侵害 1。 在被告权益方面，律师会引述2025年数据指出，强奸及非礼案件的定罪率分别约为37%及65%，显示相当部分被告最终获判无罪 1。会方因此提醒，若案件处理过程中较早公开身份，或在资讯共享上缺乏限制，即使被告最后脱罪，也可能对其名誉、就业及家庭造成不可逆转伤害 1。这一点说明，性罪行改革不应只从保护受害人角度出发，也必须维持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无罪推定与基本权利保障 1。 律师会表示，待相关草案刊宪后，期望继续与政府展开建设性对话 1。从目前立场可见，社会对改革方向大致有共识，但在证据规则、查核制度、私隐保障与被告权利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仍将是立法阶段最具争议的部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