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谈香港定位：为何“是市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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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夏建芳撰文指出，要看懂香港为什么被界定为“市”而不是“城”，关键在于追溯“一国两制”的完整演化脉络，而不是只从香港拥有独立司法、单独关税区和法定货币等表面特征作判断。 文章把这套制度概括为“事实原型、战略雏形、概念编码、宪制固化”四个层次，并据此论证香港的自治权来自中央依据《基本法》作出的授权，而不是来自自身固有主权。
Key Points
- 文章称，1842年至1997年间，广东与香港长期处于一块主权领土、两套运行规则并存的状态，构成“一国两制”最早的现实样本。
- 文中提出，在中国法理体系下，香港主权从未依法移交英国，并提到中国于1972年在联合国将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剔除。
- 文章回顾，1949年后中央对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而1963年处理台湾问题时形成的“一纲四目”被视为早期战略蓝本。
- 文中指出，邓小平于1982年1月首次明确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同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通过。
- 文章又把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1990年《基本法》颁布和1997年香港回归，列为制度正式落地的关键节点。
- 文章首先从历史层面说明香港的特殊性，认为广东与香港在一百多年间虽然实行不同制度，但人员、货物流动和资金往来从未完全中断，形成跨制度边界持续互动的格局。 文中把这种“同土异制”的历史经验，视为后来“一国两制”能够制度化的重要现实基础。 文章还将香港与阿尔及利亚、印度土邦以及上海租界等历史案例作区分，认为香港属于“主权从未依法转移、治权暂由英国行使”的复合边疆。
- 在战略层面，文章称，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并未把香港仅仅视为等待收回的地区，而是在冷战封锁背景下，把香港作为突破封锁、获取外汇和连接外部世界的重要窗口。 同时，文中提到1963年形成的“一纲四目”构想，其核心内容包括除外交权统一归中央外，台湾可保留军队、党政体系和原有社会制度，因此被视为“一国两制”的最早战略蓝本。
- 在概念形成和宪制设计方面，文章指出，邓小平于1982年1月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后，同年12月通过的《宪法》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 文中强调，这一制度既不是联邦制，也不是邦联制，更不是殖民地过渡安排，而是在单一制主权国家内部长期容纳异质制度的独特宪制类型。 随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1990年《基本法》正式颁布、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标志着“一国两制”由构想进入完整实践。
- 文章还以回归后的多轮危机作为论据，说明“一国”作为制度底座的作用。 文中提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中央支持香港动用1,200亿港元入市，成功守住联系汇率。 2003年沙士疫情后，中央签署CEPA并开放自由行，访港内地游客由847万人次增长至2018年的5,100万人次。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香港被描述为区内率先复苏的经济体之一。 2019年社会动荡之后，《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制定并实施；同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央还在疫苗、防疫物资和核酸检测等方面向香港提供支援。
- 不过，文章同时承认，每一次危机处理都伴随着社会代价。 例如，1998年政府入市曾引发市场对“官股”的争议；自由行带动消费的同时，也推高本地物价并衍生水货客矛盾；《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部分跨国企业调整了在港区域业务布局。 文章认为，这些代价需要与长期收益一并衡量，并主张如果当年没有中央介入，联系汇率可能全面失守；如果2019年后缺少国安法约束，社会动乱可能持续恶化。
- 在制度红利方面，文章列举CEPA使港产货物可零关税进入内地，沪深港通和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打通两地金融市场，其中沪深港通累计成交额已突破百万亿元人民币。 文中还称，香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全球约七成离岸人民币支付流程经香港处理；香港特区护照可免签前往近170个国家和地区；香港普通法判决可在内地执行，本地仲裁裁决也可在170多个国家落地。 文章并提到，香港居民可在粤港澳大湾区置业、就业、就医和养老，香港学生可报考全国300多所内地高校，而香港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仅17%，在大湾区工作的港人可适用双重征税豁免安排。
- 文章最后把香港与新加坡作对比，指出新加坡的军事、外交和货币发行权来自其自身主权，而香港的全部自治权力都来自中央通过《基本法》授予。 文中认为，如果香港属于独立城邦，重大危机理应主要依靠自身储备和资源自救，但1998年金融风暴和2020年疫情期间都显示香港需要中央托底，因此不能用城邦理论解释香港定位。
Why It Matters
这篇文章把香港定位的讨论，重新放回《基本法》授权和国家宪制安排的框架之中，争论焦点不只是名称差异，更涉及自治权来源和制度边界的理解。 对香港读者而言，这种论述关系到如何看待香港的制度优势、与内地融合的路径，以及未来在“一国两制”下如何运用自身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