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支聯會案要了結先須解開社會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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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香港01》9月15日發表社論，圍繞支聯會案提出「為何糾結、如何解結、怎麼了結」的追問。社論指出，法庭已透過11萬字裁決理由書及近萬字判刑理由書，詳細說明憲制秩序、法律邊界與量刑原則，但若社會只停留在法律文本層面，仍難以真正化解部分市民在情感與認知上的撕裂。
Key Points
- 社論指，法庭就支聯會案頒下11萬字裁決理由書，以及近萬字判刑理由書，內容被形容為詳盡而專業。
- 文章引述法庭一再重申，支聯會舉辦悼念六四事件的燭光晚會本身「並無不妥」，問題不在悼念行為本身。
- 社論稱，爭議關鍵在於2018年《憲法》修改後，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綱領被指違反第1條所述禁止破壞根本制度。
- 文章又指，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各被告在明知綱領可能觸及第22、23條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下，仍拒絕停止。
- 社論追溯支聯會源於「八九民運」，指當年不少港人參與其活動，出發點是作為中國人對同胞命運的關懷。
- 社論進一步指出，支聯會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其誕生背景與1989年的政治氛圍密切相關。文章認為，當年大多數香港市民響應支聯會活動，並非出於政治算計，也非刻意挑起對立，而是基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感、對同胞處境的同情，以及盼望國家走向更能體現民主、法治與現代化建設的真誠願望。
- 社論又把這種情感源頭，連接到1960至1970年代香港在「反殖反資」背景下出現的「認識中國，關心社會」思潮。文章提到，當時不少大學生曾參與金禧事件、艇戶事件、中文運動等社會運動，並在國族意識與本土意識交織之中思考身份認同，而其中不少人其後成為泛民主派核心人物。社論認為，這種情感起點既不應被輕率抹殺，也不應被神化。
- 不過，文章同時認為，支聯會藉六四事件凝聚社會情緒，並把公眾對國家發展的關懷，轉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參與模式，為泛民主派累積龐大政治能量與組織資源，逐步形成可與建制派抗衡、甚至取得更多選民支持的政治版圖。然而，社論判斷，這套政治版圖本身建基於並不成熟的假設與認知，因此最終走向分崩離析。
- 在人物評價方面，社論特別提到支聯會創辦人司徒華，認為他雖然「反共」，但並不盲動，而是理解憲制現實，也明白妥協與溝通的必要，並以2010年政改方案談判作為例子。文章認為，司徒華離世後，新一代政治領袖與激進勢力迅速冒起，放棄務實溝通，把從政變成情緒宣洩與道德表演，亦忽視國家在改革開放後的治理成效，令悼念活動逐步異化為宣揚對抗思想的平台。
- 社論還指出，支聯會長年倡議「平反六四」及「結束一黨專政」，從客觀效果看，30多年來逐漸演化為一套固化而狹隘的「反共敘事」。文章認為，這種論述把國家複雜而動態的發展建設，簡化成「專制」與「民主」的二元對立，令部分香港人對國家體制形成偏見，甚至敵意。
- 文章進一步批評，部分人把「愛國」與「反共」異常綁定，彷彿只有批評中國共產黨才可站上愛國道德高地，卻忽視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執政黨，曾帶領國家結束百年屈辱、推動14億人口擺脫貧困、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民生、現代化治理與創科發展上的成就。社論認為，這種定見無助修補中央與香港之間的互信。
- 此外，社論認為，香港多年來在周年紀念中不斷記憶「武力鎮壓」，卻遺忘「八九民運」本身的複雜背景，並指國家在鄧小平「九二南巡」後，已透過持續改革與發展走出分歧與陰影。文章亦批評部分人對西方制度存有錯誤想像，把民主自由視為解決一切社會矛盾的唯一方法，甚至誤信只要採取強硬對抗姿態，就能迫使中央妥協。
Why It Matters
這篇社論把支聯會案定位為一場不止於法庭裁決的公共爭議，核心涉及香港如何理解國家、歷史記憶與政治表達的界線，尤其是在2018年《憲法》修改及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
若這種論述持續發酵，未來香港社會對六四悼念、愛國定義及反對派政治空間的討論，仍可能圍繞同一組歷史與憲制問題反覆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