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学童轻生再受关注 各界促补心理研究短板
SingTao · 1 SOURCESabout 4 hours ago4 MIN
Summary
每逢开学，香港学童精神健康问题都会重新受到关注。近日本港接连发生多宗学童轻生或企图轻生事件，其中跑马地一名男童更只有10岁，再次引发社会对儿童及青少年自杀风险的担忧。 报道指出，香港近年虽已建立校本“三层应急机制”识别高风险学生，但教育界与学者认为，现时社会对学童轻生成因的理解仍然偏浅，往往只归因于学业压力、家庭压力或朋辈关系。 他们主张，香港需要更系统地研究年轻人的生命态度、网络互动经验，以及危机前留下的“心理足迹”与“数字足迹”，才能更有针对性地预防悲剧。
Key Points
- 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早前统计显示，2025年香港整体自杀率为13.57，即每10万人中有13.57人死于自杀，较前年下跌一成。
- 但儿童及青少年组别情况恶化，0至19岁自杀个案由前年的35宗增至去年的47宗，增幅超过三成，自杀率升至4.72，为近10年最高。
- 2021年至2025年期间，全港中小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累计141宗，其中中学生占九成，显示问题持续多年且集中于较高年级学生。
- 政府于2023年在全港中学推行以学校为本的“三层应急机制”，用于识别有自杀风险的学生，并在上学年扩展至高小试行。
- 截至今年6月底，至少86宗高小个案被转介至第二层“校外支援网络”，另有14名高小学生被转介至第三层，接受医管局精神科服务。
- 教育界普遍肯定，这套机制至少发挥了“安全出口”作用，能在部分个案中及早介入。 不过，有教育界人士指出，部分青少年轻生行为具有很强的偶发性，事前未必能从学校表现、家庭互动或日常情绪中清楚看出预兆。 他举例称，曾接触有学生尝试轻生后获救，当时情绪十分激动，但几天后已能与同学正常说笑，之后持续观察一年也未见明显异常，说明并非所有风险都能被现有制度提前捕捉。
- 立法会教育界议员邓飞认为，应急机制固然有一定作用，但若要从根本上预防问题，现行制度仍远远不足。 他指出，社会对青少年自杀的理解仍停留在“传统经验”，即把问题简化为学业、家庭或朋辈压力，但这些很多时候只是表层原因。 更深层的因素，例如Z世代如何看待生命、如何在网络时代面对网络欺凌、如何在虚拟社交环境中积累情绪压力，香港至今仍掌握不足。 他还提到，美国有州份会在青年自杀事件后仔细研究当事人的“数字足迹”，以重建其心理历程；相比之下，香港在法律和行政层面都缺乏相关制度，难以取得资料，更谈不上系统化成因研究。
- 城大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副教授冯丽姝则从学生的生活方式变化切入。她表示，学生平日习惯在线上与人交流，开学后重新回到面对面相处环境，容易出现不适应并形成精神压力。 同时，AI时代强调快速、即时和高效率，但社会在传授大量知识的同时，并没有同步训练学生从零开始逐步解决问题、探索未知和承受挫折的能力。 当这些问题长期叠加，学童在面对现实世界困难时，可能无法展现足够的抗逆力与自我调节能力，严重时便可能走向自残等极端行为。
- 她还指出，现时社署辖下设有“儿童死亡个案检讨委员会”，并由小组检视未成年人自杀个案，每两年发表报告。 但该委员会的工作存在明显限制，例如个案若未经死因庭裁决，委员会便不会处理；而在取得遗书内容、家长口供等敏感资料方面，权限也不足，甚至有时连当事人家庭背景资料都不完整，难以深入挖掘深层成因。 她希望相关情况能够改善，使研究和政策制定建立在更完整的资料基础之上。
- 至于高小试行计划，已于今年8月底届满，但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近日表示，计划确实帮助到学生，在有新公布之前，现有措施会继续沿用。 这意味着短期内学校层面的支援网络仍会维持，但社会讨论焦点正逐步从“有没有应急机制”，转向“有没有足够研究支撑机制运作”，以及香港能否在保障私隐前提下，更深入理解学童危机形成的全过程。
Why It Matters
如果社会继续只从学业或家庭压力理解学童轻生，政策很可能仍以事后补救为主，难以及早识别更隐蔽的风险。 对香港而言，下一步关键在于补上研究能力、资料取得和跨部门协作的短板，才能把学校支援由“应急”推进到更精准的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