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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記者協會撐記協 惹工會角色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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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記者協會撐記協 惹工會角色爭議

Summary

香港外國記者協會近日發表聲明,聲援香港記者協會,指近期針對記協會員的騷擾情況令人關注,並重申新聞自由及組織工會的權利受《基本法》保障。 事件發生之際,記協執委會剛完成換屆選舉,據報新一屆選出5名執委,但截至報道刊出時仍未對外公布結果。

Key Points

  • 外國記者協會在聲明中形容記協為本港非牟利機構及註冊工會,指其一直倡導新聞自由,並支持香港記者及整個新聞業界發展。
  • 該會又引用《基本法》相關保障,指出香港居民享有新聞自由,以及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並呼籲社會各界尊重這些核心價值。
  • 有評論認為,外國記者協會的說法混淆工會與政治組織概念,未有正視記協近年被指日益政治化的爭議。
  • 評論提到2019年社會事件期間,記協曾多次就前線警員被指阻礙採訪、使用胡椒噴劑及驅趕記者發表譴責聲明,並批評其立場鮮明。
  • 另有批評以網媒Channel C拖欠薪金事件為例,指該機構被指拖欠半年薪金共66萬元,而記協未有就追討欠薪積極介入。

Why It Matters

今次爭議的核心,不只是外國記者協會是否應為記協發聲,而是記協作為註冊工會,其公共倡議與工會法定角色之間的界線應如何理解。 若社會及監管層面日後更聚焦《職工會條例》對工會宗旨的要求,記者團體如何平衡勞工權益、專業代表性與公共發言空間,將成為持續爭論焦點。 外國記者協會的聲明,表面上是回應記協會員近期遭遇的所謂騷擾情況,但在本港政治與傳媒環境持續敏感之下,任何涉及新聞自由、工會權利與公共倡議的表述,都容易引起更大層面的制度討論。 聲明中把記協定位為非牟利機構及註冊工會,並強調其長期倡導新聞自由,實際上是將記協的角色同時放在專業團體與工會組織兩個層面來理解。 不過,批評者的焦點正正在於這種雙重定位是否已經越界。 有評論指出,按《職工會條例》規定,職工會宗旨必須主要與僱主和僱員關係有關,因此若工會長期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表態或公共政治議題,便可能引起是否偏離法定宗旨的質疑。 有關說法進一步援引《基本法》第27條,認為條文保障的是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等權利與自由,但並不等同賦予工會無限制參與政治活動的空間。 圍繞記協的批評,亦再次回到2019年社會事件的歷史爭議。 報道引述評論稱,記協當年多次就警方在前線執法時對記者採訪安排、使用胡椒噴劑及驅散行動提出譴責,但對大量冒充「記者」的示威者則被指視而不見,因此被批評其立場並非單純從專業或工會角度出發,而是帶有鮮明政治色彩。 這類批評並非新出現,但在外國記者協會公開聲援後,再次被推到輿論前台。 另一個被提出的例子,是網媒Channel C被指拖欠薪金長達半年,涉及總額66萬元。 批評者認為,若記協作為記者工會,理應在記者遭遇欠薪、勞資糾紛等具體勞工問題時更積極介入,協助追討權益;若在這些工會核心事務上未見相應力度,卻在政治與公共議題上頻繁發聲,便更容易令人質疑其角色重心是否已經改變。 從本港讀者角度看,這場爭議不只是記協與外國記者協會之間的互相呼應,也牽涉香港新聞團體在現行制度下如何界定自身身份。 一方面,新聞自由與記者採訪環境仍是傳媒界高度關注的議題;另一方面,註冊工會的法律身份、宗旨限制及實際服務會員的能力,同樣會受到公眾檢視。 記協換屆選舉結果尚未公布的背景,也令外界更關注新一屆執委會未來將如何處理這些角色定位與公眾觀感上的壓力。
外國記者協會的聲明,表面上是回應記協會員近期遭遇的所謂騷擾情況,但在本港政治與傳媒環境持續敏感之下,任何涉及新聞自由、工會權利與公共倡議的表述,都容易引起更大層面的制度討論。 聲明中把記協定位為非牟利機構及註冊工會,並強調其長期倡導新聞自由,實際上是將記協的角色同時放在專業團體與工會組織兩個層面來理解。 不過,批評者的焦點正正在於這種雙重定位是否已經越界。 有評論指出,按《職工會條例》規定,職工會宗旨必須主要與僱主和僱員關係有關,因此若工會長期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表態或公共政治議題,便可能引起是否偏離法定宗旨的質疑。 有關說法進一步援引《基本法》第27條,認為條文保障的是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等權利與自由,但並不等同賦予工會無限制參與政治活動的空間。 圍繞記協的批評,亦再次回到2019年社會事件的歷史爭議。 報道引述評論稱,記協當年多次就警方在前線執法時對記者採訪安排、使用胡椒噴劑及驅散行動提出譴責,但對大量冒充「記者」的示威者則被指視而不見,因此被批評其立場並非單純從專業或工會角度出發,而是帶有鮮明政治色彩。 這類批評並非新出現,但在外國記者協會公開聲援後,再次被推到輿論前台。 另一個被提出的例子,是網媒Channel C被指拖欠薪金長達半年,涉及總額66萬元。 批評者認為,若記協作為記者工會,理應在記者遭遇欠薪、勞資糾紛等具體勞工問題時更積極介入,協助追討權益;若在這些工會核心事務上未見相應力度,卻在政治與公共議題上頻繁發聲,便更容易令人質疑其角色重心是否已經改變。 從本港讀者角度看,這場爭議不只是記協與外國記者協會之間的互相呼應,也牽涉香港新聞團體在現行制度下如何界定自身身份。 一方面,新聞自由與記者採訪環境仍是傳媒界高度關注的議題;另一方面,註冊工會的法律身份、宗旨限制及實際服務會員的能力,同樣會受到公眾檢視。 記協換屆選舉結果尚未公布的背景,也令外界更關注新一屆執委會未來將如何處理這些角色定位與公眾觀感上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