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羅的海管道案內地船長認兩傳票罪罰款4000元
SingTao · 2 SOURCESabout 4 hours ago4 MIN

Summary
2023年連接芬蘭與愛沙尼亞的波羅的海海底天然氣管道及電訊電纜受損後,芬蘭當局曾懷疑香港註冊貨輪「新新北極熊」涉案,事件其後在香港進入司法程序。 43歲中國籍船長萬文國原被控一項刑事毁壞罪,另被海事處票控兩項涉及商船安全及申報責任的傳票控罪,案件11月18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再訊。 控方申請撤回刑事毁壞罪,理由是未能聯絡數名中國內地證人;被告則承認兩項傳票罪,最終被裁判官林子康判罰款4000元,之後交由入境處安排遣返。 這宗案件雖然未有就波羅的海設施受損作出刑事毁壞定罪,但法庭仍就船舶設備不足及未按規定申報兩項違規作出處理。
Key Points
- 被告萬文國,43歲,報稱船長,原先同時面對一項刑事毁壞罪及兩項由海事處提出的傳票控罪。
- 被撤回的刑事毁壞罪指稱,他於2023年10月8日芬蘭灣公海上,掌管「新新北極熊」時損壞天然氣管道及海底電訊電纜。
- 其中一項傳票控罪指他於2023年10月11日至12月6日期間,明知船舶船錨不足,仍繼續由俄羅斯前往中國的航程。
- 另一項傳票控罪指他於2023年10月28日至11月3日期間,未有按《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附件第V章第28條規定向船公司每日申報。
- 海事處檢驗船上的銥衞星電話後確認可正常運作;辯方則稱公司限制只可在緊急情況下使用,且其他通訊系統受天氣影響。
Why It Matters
對香港讀者而言,案件反映即使事故發生在歐洲海域,只要涉事船舶屬香港註冊,香港執法及司法機關仍可就船舶安全規定和船長責任作出跟進。 事件亦顯示,當較嚴重的刑事指控因證人問題未能繼續時,海事監管層面的違規事項仍可能成為法庭裁斷重點,並帶來罰款及遣返後果。
案件資料顯示,萬文國自2023年6月起在「新新北極熊」任職大副,其後升任船長。 案發時,涉事船舶為一艘169米長的集裝箱船,原定由俄羅斯東方港出發,並於2023年12月6日抵達天津。 控方案情指出,被告明知船隻已沒有足夠船錨,仍然繼續航程,構成其中一項傳票控罪的基礎。 另一項控罪則圍繞船長在航行期間的申報責任,指他須透過銥衞星電話向船公司匯報位置及航道等資料,但他沒有這樣做。
就原本最受關注的刑事毁壞罪,控罪內容指萬文國於2023年10月8日、船上芬蘭時間凌晨2時,即香港時間同日早上7時,在芬蘭灣公海上作為掌管或指揮該船的人,無合法辯解而損壞屬於他人的財產,即位於芬蘭和愛沙尼亞之間的一條天然氣管道及海底電訊電纜,並罔顧該財產是否會被摧毀或損壞。 不過,控方在今次聆訊中申請撤回這項控罪,並向法庭表示未能聯絡數名中國內地證人。 兩家傳媒均報道,法庭最終沒有就刑事毁壞罪作出裁決,而是處理被告承認的兩項傳票罪。
辯方求情時提出,被告在發現船錨不見後,已通知公司職員,亦曾嘗試在俄羅斯更換零件,但未能成功。 辯方又稱,公司規定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才可使用銥衞星電話,因此被告曾嘗試透過其他系統向公司匯報,但因天氣影響而運作不良。 即使如此,被告亦承認自己有疏忽。 裁判官林子康最終判處罰款4000元,並下令被告交由入境處安排遣返。
從香港海運監管角度看,案件焦點最終落在船長是否履行基本安全責任,以及是否遵守國際海上通報要求。 雖然罰款金額不高,但案件涉及香港註冊船舶、跨境海事事故、國際公約要求,以及本地法庭如何處理海外海域引發的後續責任,對本港作為國際航運註冊地的監管形象仍具一定參考價值。
案件資料顯示,萬文國自2023年6月起在「新新北極熊」任職大副,其後升任船長。 案發時,涉事船舶為一艘169米長的集裝箱船,原定由俄羅斯東方港出發,並於2023年12月6日抵達天津。 控方案情指出,被告明知船隻已沒有足夠船錨,仍然繼續航程,構成其中一項傳票控罪的基礎。 另一項控罪則圍繞船長在航行期間的申報責任,指他須透過銥衞星電話向船公司匯報位置及航道等資料,但他沒有這樣做。
就原本最受關注的刑事毁壞罪,控罪內容指萬文國於2023年10月8日、船上芬蘭時間凌晨2時,即香港時間同日早上7時,在芬蘭灣公海上作為掌管或指揮該船的人,無合法辯解而損壞屬於他人的財產,即位於芬蘭和愛沙尼亞之間的一條天然氣管道及海底電訊電纜,並罔顧該財產是否會被摧毀或損壞。 不過,控方在今次聆訊中申請撤回這項控罪,並向法庭表示未能聯絡數名中國內地證人。 兩家傳媒均報道,法庭最終沒有就刑事毁壞罪作出裁決,而是處理被告承認的兩項傳票罪。
辯方求情時提出,被告在發現船錨不見後,已通知公司職員,亦曾嘗試在俄羅斯更換零件,但未能成功。 辯方又稱,公司規定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才可使用銥衞星電話,因此被告曾嘗試透過其他系統向公司匯報,但因天氣影響而運作不良。 即使如此,被告亦承認自己有疏忽。 裁判官林子康最終判處罰款4000元,並下令被告交由入境處安排遣返。
從香港海運監管角度看,案件焦點最終落在船長是否履行基本安全責任,以及是否遵守國際海上通報要求。 雖然罰款金額不高,但案件涉及香港註冊船舶、跨境海事事故、國際公約要求,以及本地法庭如何處理海外海域引發的後續責任,對本港作為國際航運註冊地的監管形象仍具一定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