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医美手术后成植物人 父亲追责八年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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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浙江一宗医美事故追责案近日再受关注。一名女子于2018年12月在衢州接受面部脂肪填充手术后,出现心跳呼吸骤停,虽经抢救保住生命,但至今只能睁眼并发出含糊声响,完全无法自理,其父多年来持续通过民事、行政和刑事途径追责。
家属方面已经在民事诉讼中获得二审879万元人民币赔偿判决,并表示愿意减免至720万元,但在刑事责任方面,公安机关曾作出不予刑事立案决定,家属多次追究相关麻醉医生责任也未能成功。
Key Points
- 内地媒体于11月19日报道,涉事女子来自浙江,既是人妻也是人母,事故发生后其父老邹已奔走追责8年。
- 2018年12月28日,当时33岁的邹某某独自前往衢州柯城爱康儿童医院,接受面部脂肪填充手术,随后发生严重意外。
- 医院员工于次日凌晨驱车4个多小时赶到老邹位于宁波的家中,告知其女儿手术后心跳呼吸骤停。
- 邹某某先在衢州抢救10天,之后转院至杭州,目前只能睁眼和发出含糊声响,不能开口说话,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 专家组最终认定该案属于一级乙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完全责任;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还认定病历失实、超范围行医,并支持惩罚性赔偿。
Why It Matters
这起案件受到持续关注,不只是因为赔偿金额较高,更因为在专家组认定医方承担全部责任、民事判决也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情况下,刑事责任仍未得到确认。 对读者而言,这说明医美事故一旦造成严重后果,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往往并不同步,维权过程可能十分漫长。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老邹始终认为,这起事件不能只停留在赔钱层面。虽然家属已经就二审判赔的879万元人民币表示愿意减至720万元,但他并未因此停止追责,因为在他看来,问题不仅是补偿金额,更在于是否能够通过法律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也正因如此,这起案件并未随着民事判决而结束,而是继续延伸到刑事责任是否成立、监管处罚是否足够等层面。
案件的时间线较为明确。2018年12月28日,33岁的邹某某独自前往衢州柯城爱康儿童医院接受面部脂肪填充手术。 到了次日凌晨,医院员工已经需要驱车4个多小时赶往宁波,通知其父亲老邹,说明手术后已经发生极其严重的突发情况。 报道称,邹某某当时出现心跳呼吸骤停,之后在衢州抢救10天,再转院至杭州治疗。 但即使经过后续救治,她目前仍只能睁眼和发出含糊声响,既无法正常说话,也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在责任认定方面,专家组最终将该案认定为一级乙等医疗事故,并明确由医方承担完全责任。 此外,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民事判决,还认定存在病历失实、超范围行医等问题,并支持惩罚性赔偿。 这意味着,无论从专业鉴定还是民事审理结果来看,医方都处于明显不利位置。 然而,在刑事程序上,公安机关作出了不予刑事立案决定,老邹此后多次通过刑事自诉方式追究麻醉医生黄某某的刑责,结果均未成功。
报道同时提到,卫生健康部门已经加重行政处罚。 这表明事件并非没有监管后果,但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属于不同法律路径,彼此之间并不会自动对应。 对很多公众而言,最难理解的也正是这一点:当专家组已经认定医方承担完全责任,法院又指出病历和执业范围存在问题时,为什么刑事追责仍然屡屡落空。 这也是老邹八年来持续奔走的核心原因。
从更现实的层面看,这起案件也再次提醒外界,医美项目即使看似常见,仍可能伴随高风险。 一旦发生严重后果,家属面对的往往不仅是高额治疗和长期照护压力,还包括漫长而复杂的维权过程。 在这起案件中,受害人原本是已婚且育有子女的成年人,如今却长期处于极重度失能状态,家庭所承受的冲击远不止一纸赔偿数字所能概括。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老邹始终认为,这起事件不能只停留在赔钱层面。虽然家属已经就二审判赔的879万元人民币表示愿意减至720万元,但他并未因此停止追责,因为在他看来,问题不仅是补偿金额,更在于是否能够通过法律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也正因如此,这起案件并未随着民事判决而结束,而是继续延伸到刑事责任是否成立、监管处罚是否足够等层面。
案件的时间线较为明确。2018年12月28日,33岁的邹某某独自前往衢州柯城爱康儿童医院接受面部脂肪填充手术。 到了次日凌晨,医院员工已经需要驱车4个多小时赶往宁波,通知其父亲老邹,说明手术后已经发生极其严重的突发情况。 报道称,邹某某当时出现心跳呼吸骤停,之后在衢州抢救10天,再转院至杭州治疗。 但即使经过后续救治,她目前仍只能睁眼和发出含糊声响,既无法正常说话,也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在责任认定方面,专家组最终将该案认定为一级乙等医疗事故,并明确由医方承担完全责任。 此外,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民事判决,还认定存在病历失实、超范围行医等问题,并支持惩罚性赔偿。 这意味着,无论从专业鉴定还是民事审理结果来看,医方都处于明显不利位置。 然而,在刑事程序上,公安机关作出了不予刑事立案决定,老邹此后多次通过刑事自诉方式追究麻醉医生黄某某的刑责,结果均未成功。
报道同时提到,卫生健康部门已经加重行政处罚。 这表明事件并非没有监管后果,但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属于不同法律路径,彼此之间并不会自动对应。 对很多公众而言,最难理解的也正是这一点:当专家组已经认定医方承担完全责任,法院又指出病历和执业范围存在问题时,为什么刑事追责仍然屡屡落空。 这也是老邹八年来持续奔走的核心原因。
从更现实的层面看,这起案件也再次提醒外界,医美项目即使看似常见,仍可能伴随高风险。 一旦发生严重后果,家属面对的往往不仅是高额治疗和长期照护压力,还包括漫长而复杂的维权过程。 在这起案件中,受害人原本是已婚且育有子女的成年人,如今却长期处于极重度失能状态,家庭所承受的冲击远不止一纸赔偿数字所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