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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暢:中國反制歐美轉向精準模式 香港須備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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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暢:中國反制歐美轉向精準模式 香港須備戰

Summary

香港01刊登劉暢專欄,認為中國在七月末至八月初短短十日內,先後對歐盟及美國打出兩輪反制牌,顯示反制策略已由過往較粗放的抗議模式,轉向精準、克制並留有餘地的「外科手術式」打擊。 文章指出,這種轉變不只是姿態調整,更涉及法律工具、供應鏈節點與談判空間的重新配置,而香港在轉口、物流、檢測認證及合規服務上的角色,將更直接受到影響。

Key Points

  • 文章指,中方先把14家歐盟實體列入出口管制清單,其後再就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及國土安全部一系列涉華措施,推出五項組合反制。
  • 劉暢認為,中歐摩擦本質上是俄烏衝突外溢的次生矛盾,源於歐盟第21輪對俄制裁把14家中資實體納入兩用物項限制清單。
  • 專欄稱,中方在不足24小時內,以同等數量、同等性質方式,對14家歐盟實體作出出口管制反制,強調分寸與對應性。
  • 文章指,美方近年持續在電信、無人機、路由器、海底光纜等領域設限,近期更把限制延伸至先進機器人與電力逆變器。
  • 專欄又稱,7月30日中美經貿牽頭人完成視頻通話後,美方翌日把40多家中企列入所謂「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實體清單」。

Why It Matters

文章認為,香港面對的已不是抽象的大國角力,而是本地企業被納入歐盟執法視野、轉口與合規功能受壓的現實情況。 劉暢指出,若本地機構能建立同時獲兩邊接受的公信力,第三方檢測、認證及供應鏈盡職調查,亦可能成為被地緣政治放大的新業務機會。 劉暢在文中把中歐與中美兩輪反制分開處理,認為兩者雖在時間上接近,但觸發邏輯並不相同。 在中歐層面,文章把事件定性為歐盟追隨美國對俄政策,並把中國企業當作對俄制裁的連帶犧牲品,因此中方採取的是快速、對等而且數量相若的回應方式。 在中美層面,文章則形容雙方碰撞屬戰略競爭下的常態化對撞,美方在多個科技與基建相關領域持續加壓,中方因而把反制升級為更具體系性的組合拳。 按照專欄說法,這套組合拳涵蓋多個層面,包括收緊無人機關鍵零部件對美出口管制、暫停美資機構在華工廠跟蹤檢查、把美國合規測試公司列入反制清單、對美產打印複印辦公設備啟動國家安全調查,以及把6家美國實體直接列入反制清單。 文章認為,這些措施由供應鏈、認證體系、市場准入到合規監管逐一對應美方施壓範圍,反映中方不再停留於口頭抗議,而是以制度化工具作出精準回應。 專欄進一步指出,這種變化背後有法律與制度基礎。 文中提到,自2020年起,中國先後出台《出口管制法》、《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及《反外國制裁法》等工具,令反制不再只是情緒化行政指令,而是有法可依的制度化博弈。 劉暢並認為,中方現時更重視拿捏供應鏈關鍵節點,例如鎵、鍺、稀土及無人機核心部件等具戰略性的兩用物項,透過卡住關鍵環節形成威懾,同時盡量避免全面波及正常經貿往來。 文章亦強調,反制措施並非一刀切,而是保留例外條款與調整空間,可按對方態度變化靈活掌握執行尺度。 在作者看來,反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壓力工具與談判籌碼;對方若糾錯,便有緩和空間,若再升級,中方亦保留後手。 這種「進可攻、退可守」的安排,被形容為中國在博弈中維持主動權的關鍵。 對香港而言,文章最直接的提醒,是歐盟制裁名單中已有香港公司在冊,顯示本地貿易與物流企業已進入歐盟執法視野。 劉暢指出,當戰場由「賣甚麼」轉向「誰驗貨、算不算中國製造」,香港既可能成為最直接受壓者,也可能因第三方檢測、認證及供應鏈盡職調查需求上升而受惠。 不過,前提是香港本地機構的公信力,能同時獲得不同制度與市場接受。 文章最後認為,中國經濟外交策略已由「韜光養晦」走向「精準反制」,而對香港政商界來說,如何在制度與規則博弈日趨常態化之下,做好風險合規評估,並把握中國產業鏈升級與反制裁體系建設帶來的新機遇,將成為在變局中保持競爭力的核心課題。
劉暢在文中把中歐與中美兩輪反制分開處理,認為兩者雖在時間上接近,但觸發邏輯並不相同。 在中歐層面,文章把事件定性為歐盟追隨美國對俄政策,並把中國企業當作對俄制裁的連帶犧牲品,因此中方採取的是快速、對等而且數量相若的回應方式。 在中美層面,文章則形容雙方碰撞屬戰略競爭下的常態化對撞,美方在多個科技與基建相關領域持續加壓,中方因而把反制升級為更具體系性的組合拳。 按照專欄說法,這套組合拳涵蓋多個層面,包括收緊無人機關鍵零部件對美出口管制、暫停美資機構在華工廠跟蹤檢查、把美國合規測試公司列入反制清單、對美產打印複印辦公設備啟動國家安全調查,以及把6家美國實體直接列入反制清單。 文章認為,這些措施由供應鏈、認證體系、市場准入到合規監管逐一對應美方施壓範圍,反映中方不再停留於口頭抗議,而是以制度化工具作出精準回應。 專欄進一步指出,這種變化背後有法律與制度基礎。 文中提到,自2020年起,中國先後出台《出口管制法》、《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及《反外國制裁法》等工具,令反制不再只是情緒化行政指令,而是有法可依的制度化博弈。 劉暢並認為,中方現時更重視拿捏供應鏈關鍵節點,例如鎵、鍺、稀土及無人機核心部件等具戰略性的兩用物項,透過卡住關鍵環節形成威懾,同時盡量避免全面波及正常經貿往來。 文章亦強調,反制措施並非一刀切,而是保留例外條款與調整空間,可按對方態度變化靈活掌握執行尺度。 在作者看來,反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壓力工具與談判籌碼;對方若糾錯,便有緩和空間,若再升級,中方亦保留後手。 這種「進可攻、退可守」的安排,被形容為中國在博弈中維持主動權的關鍵。 對香港而言,文章最直接的提醒,是歐盟制裁名單中已有香港公司在冊,顯示本地貿易與物流企業已進入歐盟執法視野。 劉暢指出,當戰場由「賣甚麼」轉向「誰驗貨、算不算中國製造」,香港既可能成為最直接受壓者,也可能因第三方檢測、認證及供應鏈盡職調查需求上升而受惠。 不過,前提是香港本地機構的公信力,能同時獲得不同制度與市場接受。 文章最後認為,中國經濟外交策略已由「韜光養晦」走向「精準反制」,而對香港政商界來說,如何在制度與規則博弈日趨常態化之下,做好風險合規評估,並把握中國產業鏈升級與反制裁體系建設帶來的新機遇,將成為在變局中保持競爭力的核心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