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科之困不止沉悶 學者指香港社會功利傷害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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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HK01周日刊出「冷宮裏的歷史科」系列第三篇,聚焦香港歷史教育面對的深層危機。報道引述學者、議員及前線教師指出,當前最大的問題已不只是學生覺得歷史科沉悶,而是年輕一代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以至歷史本身失去感知,這種「去歷史化」現象更被形容為全球性問題。
Key Points
- 立法會教育界議員鄧飛指出,歷史教育最大威脅不是「枯燥」或「死記硬背」,而是學生對重要歷史人物與事件表現出徹底無感。
- 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張瑞威認為,昔日不少人對歷史的興趣來自《三國演義》等歷史小說,但在講求短平快的實用時代,這類課外啟蒙渠道正出現斷層。
- 報道引述教資會統計,2024/25學年「八大」全職學士畢業生中,文科及人文科學科平均年薪為27.9萬港元,低於整體平均的33.6萬港元。
- 張瑞威直言,「對歷史教育傷害最大的,是香港人自己」,批評社會以短視眼光衡量文科價值,忽略人文訓練需時甚長才見成效。
- 劉智鵬、梁延敬及潘美芬均認為,香港應試文化、家長對出路的刻板印象,以及人工智能時代對判斷力與同理心的新要求,正重新凸顯歷史教育的重要。
Why It Matters
這篇報道把歷史科困境由單一學科冷門,推向整個香港教育文化與社會價值的討論。若家長、學校與學生仍以薪酬和「贏在起跑線」作為主要選科標準,人文教育空間或會進一步收窄;但在人工智能愈來愈能提供標準答案的環境下,歷史科所訓練的判斷力、同理心與公民意識,反而被受訪者視為更難被取代的能力。
報道首先引述鄧飛的觀察,指傳統上外界常把歷史科的困境歸咎於內容沉悶、教學方式偏重背誦,但他認為今天更嚴重的是學生對歷史完全失去感覺。當課堂提及重要歷史人物與事件時,學生不是抗拒,而是覺得那些內容像來自另一個星球,既陌生,也不想了解。 他並強調,這並非香港獨有,而是全球共同面對的「去歷史化」問題。
張瑞威則把視角由課堂延伸到課堂外。他指出,對不少上一代人而言,歷史興趣未必首先來自學校,而是來自閱讀《三國演義》等以歷史事件為藍本的小說。 這些作品既是娛樂,也是進入歷史世界的入口;但在當下講求效率、實用與即時回報的社會氛圍下,歷史題材的娛樂方式被邊緣化,學生少了在課堂外自然接觸歷史的機會。
報道亦把問題連結到香港長期存在的功利主義選科文化。根據教資會統計,2024/25學年「八大」全職學士畢業生中,文科及人文科學科平均年薪為27.9萬港元,雖較之前回升,但仍是各學科中最低,明顯低於整體平均年薪33.6萬港元。 在這種現實比較下,不少成績較佳學生在高中選科時,往往傾向把醫科、工程等專業性強、收入較高的學科列為首選。
張瑞威因此直言,對歷史教育傷害最大的,正是香港人自己。 他解釋,人文學科與理工、醫學的培養路徑不同,培養一位文學家或歷史學家,往往要十年才見成效,但社會卻習慣以短期回報去衡量其價值。 嶺南大學校長特別顧問兼立法會選委界議員劉智鵬亦批評,香港教育體系長期受應試文化主導,從入讀優質幼稚園、名校,到銜接熱門專業與理想生活,形成一套僵化的階層晉升邏輯,從源頭扼殺求知欲與創新思維。
兩位資深前線歷史教師梁延敬與潘美芬則補充,在香港長期以實用主義為導向的社會中,中國歷史科等人文學科常被視為出路狹窄,家長普遍以為修讀中史將來不外乎做教師或入博物館工作,這種印象無形中勸退不少本來對歷史有興趣的學生。 不過梁延敬也指出,過去十多年、尤其近五年,社會大氣候已改變,大學主修與未來大多數工種之間的直接連繫其實正在減弱。
在人工智能議題上,受訪者沒有把歷史教育視為過時,反而認為其價值更突出。梁延敬與潘美芬指出,當AI逐步參與教育與工作,學生更需要學會在資訊洪流中辨別真偽、拆解偏見。 張瑞威則以「乩童」與「薩滿」作比喻,形容人與AI可以有兩種關係:若完全被外在力量支配,就像失去自我意識的「乩童」;若能按自身意志調動工具,則更像掌握主導權的「薩滿」。 他並認為,即使在AI時代,背誦仍是文科教育的重要一環,因為沒有歷史事實、語文文法與經典文本等基礎積累,學生日後便難以進行高階分析與獨立思辨。
報道首先引述鄧飛的觀察,指傳統上外界常把歷史科的困境歸咎於內容沉悶、教學方式偏重背誦,但他認為今天更嚴重的是學生對歷史完全失去感覺。當課堂提及重要歷史人物與事件時,學生不是抗拒,而是覺得那些內容像來自另一個星球,既陌生,也不想了解。 他並強調,這並非香港獨有,而是全球共同面對的「去歷史化」問題。
張瑞威則把視角由課堂延伸到課堂外。他指出,對不少上一代人而言,歷史興趣未必首先來自學校,而是來自閱讀《三國演義》等以歷史事件為藍本的小說。 這些作品既是娛樂,也是進入歷史世界的入口;但在當下講求效率、實用與即時回報的社會氛圍下,歷史題材的娛樂方式被邊緣化,學生少了在課堂外自然接觸歷史的機會。
報道亦把問題連結到香港長期存在的功利主義選科文化。根據教資會統計,2024/25學年「八大」全職學士畢業生中,文科及人文科學科平均年薪為27.9萬港元,雖較之前回升,但仍是各學科中最低,明顯低於整體平均年薪33.6萬港元。 在這種現實比較下,不少成績較佳學生在高中選科時,往往傾向把醫科、工程等專業性強、收入較高的學科列為首選。
張瑞威因此直言,對歷史教育傷害最大的,正是香港人自己。 他解釋,人文學科與理工、醫學的培養路徑不同,培養一位文學家或歷史學家,往往要十年才見成效,但社會卻習慣以短期回報去衡量其價值。 嶺南大學校長特別顧問兼立法會選委界議員劉智鵬亦批評,香港教育體系長期受應試文化主導,從入讀優質幼稚園、名校,到銜接熱門專業與理想生活,形成一套僵化的階層晉升邏輯,從源頭扼殺求知欲與創新思維。
兩位資深前線歷史教師梁延敬與潘美芬則補充,在香港長期以實用主義為導向的社會中,中國歷史科等人文學科常被視為出路狹窄,家長普遍以為修讀中史將來不外乎做教師或入博物館工作,這種印象無形中勸退不少本來對歷史有興趣的學生。 不過梁延敬也指出,過去十多年、尤其近五年,社會大氣候已改變,大學主修與未來大多數工種之間的直接連繫其實正在減弱。
在人工智能議題上,受訪者沒有把歷史教育視為過時,反而認為其價值更突出。梁延敬與潘美芬指出,當AI逐步參與教育與工作,學生更需要學會在資訊洪流中辨別真偽、拆解偏見。 張瑞威則以「乩童」與「薩滿」作比喻,形容人與AI可以有兩種關係:若完全被外在力量支配,就像失去自我意識的「乩童」;若能按自身意志調動工具,則更像掌握主導權的「薩滿」。 他並認為,即使在AI時代,背誦仍是文科教育的重要一環,因為沒有歷史事實、語文文法與經典文本等基礎積累,學生日後便難以進行高階分析與獨立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