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福苑問責聚焦何永賢 為何只得一人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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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宏福苑五級火造成168人死亡，獨立委員會經過4個月聆訊、30場聽證會及聽取80名證人口供後，發表調查報告，認定負責大維修的總承建商宏業及工程顧問鴻毅是事件「罪魁禍首」，同時點名房屋局獨立審查組（ICU）、屋宇署、消防處及勞工處四個部門都要承擔責任，其中ICU需負較大責任。 在刑事、行政、政治三個層次的追責框架下，警方及廉政公署已起訴7人及2間公司，合共25項控罪；行政方面則會啟動兩級調查機制，調查40至50名政府人員，並約見約100人，預計3個月內完成。 然而，政治問責最終只落在房屋局局長何永賢一人身上，引起政界及社會對問責標準、官場取捨及政府善後部署的討論。
Key Points
- 調查報告指出，宏福苑火災的主要責任在總承建商宏業及工程顧問鴻毅，但四個政府部門同樣未有及時解決問題，甚至互相推諉，令失誤由工程監管延伸至部門協調層面。
- 被點名的四個部門包括房屋局ICU、屋宇署、消防處及勞工處，其中ICU被指屬直接監督者，責任較其他部門更重，亦成為何永賢最終要承擔政治責任的重要基礎。
- 刑事追究已率先展開，警方與廉政公署起訴7人及2間公司，涉及25項控罪，包括誤殺、串謀詐騙及妨礙司法公正；勞工處、屋宇署及消防處亦有就違例事項提出檢控。
- 行政問責方面，部門首長責任制已啟動兩級調查，公務員敍用委員會將調查40至50名政府人員，約見約100人，預計3個月內完成；一旦裁定失職，可革職、扣公積金或不發退休金。
- 行政長官解釋只問責何永賢時，提出「綜合考慮」原則，包括官員在事件中的角色、政策範圍與事件關係、屬政策問題抑或執行問題、下屬表現，以及政治團隊未來仍需處理的大量工作。
Why It Matters
這場風波的爭議，不只在於何永賢是否應該下台，而在於報告既然明確指出四個部門都有責任，政府最終卻只由一名局長承擔政治後果，是否足以回應168條人命所帶來的社會震盪。 對香港市民而言，下一步更關鍵的是行政問責會否真正追到具體公務員層級，還是政治層面先作止血，實際制度責任卻未有徹底釐清。
政界對於「為何只有何永賢」的討論，核心在於報告雖然同時點名屋宇署、消防處及勞工處，但責任輕重並不一致。 有熟悉調查過程的人士指出，屋宇署與ICU雖被指要負共同責任，但ICU作為直接監督者，角色更貼近事件核心，因此房屋局成為最容易被聚焦的政策局。 文章亦提到，宏福苑屬居屋項目，正正落在房屋局轄下房署獨立審查組的管轄範圍，這令何永賢在制度上較難完全抽身。
不過，報道同時引述政界及官場中人的觀察，認為政治問責從來不只是按報告文字機械式處理，官員本身的政治能量、官場評價、是否有人接手，以及政府在未來一段時間的施政需要，都會影響最終「落鑊」名單。 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為例，有政界人士認為他不能完全撇清消防處失職責任，但基於各種政治考量，幾乎無人敢公開點名要求他問責。 另一方面，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在政圈及官場評價較高，據悉不少人為她「講好說話」，認為北部都會區發展仍在起步階段，需要她繼續掌舵。 至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因在整場風波中牽涉最少，近乎沒有政界中人主張他要作政治問責。
報道亦提到，消防處在聽證會上的表現曾惹來議員私下批評，尤其是高層一度把責任收窄為只規管消防裝置，對封發泡膠、生口及棚網等問題稱「不關消防事」，到最後才改口承認有兜底責任，令外界質疑其防火把關角色。 這些細節說明，社會對問責的關注，不只是看哪個部門被點名，更在於各部門有否在災前盡責、災後如實交代。
有政界中人更直言，若以168人死亡的嚴重性衡量，只由一名局長問責，對不少市民而言可能只是「最低消費」。 另一種分析則認為，政府之所以未有大幅擴大政治問責，與官場人手、善後工作及下屆政府布局有關；在大量後續工作仍待處理之際，若同時撤換多名局長，未必有利於推動改革及配合行政調查。 因此，何永賢的辭職既是政治交代，也可能被視為整個問責安排中的「最大公因數」與現實折衷。
政界對於「為何只有何永賢」的討論，核心在於報告雖然同時點名屋宇署、消防處及勞工處，但責任輕重並不一致。 有熟悉調查過程的人士指出，屋宇署與ICU雖被指要負共同責任，但ICU作為直接監督者，角色更貼近事件核心，因此房屋局成為最容易被聚焦的政策局。 文章亦提到，宏福苑屬居屋項目，正正落在房屋局轄下房署獨立審查組的管轄範圍，這令何永賢在制度上較難完全抽身。
不過，報道同時引述政界及官場中人的觀察，認為政治問責從來不只是按報告文字機械式處理，官員本身的政治能量、官場評價、是否有人接手，以及政府在未來一段時間的施政需要，都會影響最終「落鑊」名單。 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為例，有政界人士認為他不能完全撇清消防處失職責任，但基於各種政治考量，幾乎無人敢公開點名要求他問責。 另一方面，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在政圈及官場評價較高，據悉不少人為她「講好說話」，認為北部都會區發展仍在起步階段，需要她繼續掌舵。 至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因在整場風波中牽涉最少，近乎沒有政界中人主張他要作政治問責。
報道亦提到，消防處在聽證會上的表現曾惹來議員私下批評，尤其是高層一度把責任收窄為只規管消防裝置，對封發泡膠、生口及棚網等問題稱「不關消防事」，到最後才改口承認有兜底責任，令外界質疑其防火把關角色。 這些細節說明，社會對問責的關注，不只是看哪個部門被點名，更在於各部門有否在災前盡責、災後如實交代。
有政界中人更直言，若以168人死亡的嚴重性衡量，只由一名局長問責，對不少市民而言可能只是「最低消費」。 另一種分析則認為，政府之所以未有大幅擴大政治問責，與官場人手、善後工作及下屆政府布局有關；在大量後續工作仍待處理之際，若同時撤換多名局長，未必有利於推動改革及配合行政調查。 因此，何永賢的辭職既是政治交代，也可能被視為整個問責安排中的「最大公因數」與現實折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