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老家庭增多 社区支援不足迫使智障子女提早入院舍
SingTao · 1 SOURCESabout 4 hours ago5 MIN
Summary
香港智障人士平均寿命延长后，由高龄父母照顾中老年智障子女的“双老家庭”愈来愈常见，甚至出现年长智障人士、老年父母与更高龄祖父母同住的“三老家庭”。 家长普遍希望子女留在熟悉社区生活，但现实是院舍轮候时间漫长，社区支援又未能完全承接，令不少家庭被迫提早申请院舍。 学者认为，不少轻度及部分中度智障人士其实具备社区生活能力，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提供持续、个别化和跨专业支援。 社会福利署表示，全港现有21间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并正分阶段设立14间综合社区康复中心，以加强社区支援网络。
Key Points
- 社署资料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度智障人士宿舍轮候人数超过3000人，是相关住宿服务中人数最多的一类，辅助宿舍及严重智障人士宿舍也有大量个案排队。
- 虽然近年平均轮候时间有所缩短，但在2025至2026年度，严重智障人士宿舍及中度智障人士宿舍平均轮候时间仍超过100个月，供求差距依然明显。
- 严重智障人士家长协会主席黎沛薇指出，政府目前主要以住宿照顾服务支援残障人士及照顾者，智障人士从特殊学校毕业后，尤其障碍较严重者，可选择的出路相当有限。
- 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荣誉研究员黄敬岁引述研究表示，智障人士往往较早出现身体机能衰退、慢性疾病及认知退化，寿命延长后，家庭照顾压力也同步拉长。
- 政府统计处估计，全港智障人士约有7.7万至9万人；香港弱智人士家长联会主席黄伟雄建议整合教育局及社署等现有数据，以利长远服务规划。
Why It Matters
这场讨论涉及的不只是院舍名额，而是当父母老去甚至离世后，智障人士能否继续在社区中有尊严地生活，并维持家庭联系、社交参与和基本自主。 如果制度继续以院舍作为主要承接方式，家庭便可能因轮候压力而被迫提早分离；若能及早做好财务、监护、住宿及医疗安排，则有机会减少“一有危机就入院舍”的情况。
不少家长最深层的焦虑，是自己一旦病倒、失能或离世，子女往后便再没有人持续关注。 黄敬岁提到，曾有一对关系很好的母女，母亲年近90岁仍相当精神，女儿自理能力高，也有接受就业服务，喜欢在社区生活；但由于本地住宿服务轮候往往长达10年，母亲担心自己突然离世后无人照顾女儿，只好提早申请住宿服务。 最终轮候到位时，女儿被迫过早入住院舍，与母亲分开，失去原有家庭生活，也过得并不开心。
近年有家长组织倡议“两代共居”，即父母年老时可与中年智障子女入住同一院舍。 自闭症病人自助组织“一同梦”主席Macy表示，部分家长把这视为一种“安慰剂”，至少可避免即时分离，也让父母继续参与照顾。 不过，黄伟雄指出，目前安老院舍与残疾人士院舍分属不同中央轮候机制，即使父母与子女分别获安排院舍，也可能相距很远，见面困难；要打破安老与康复服务之间的壁垒，仍需研究具体推行方式。
黄敬岁也提醒，真正有质量的“两代共居”不应只是同一屋檐下提供三餐一宿。 父母可能需要医疗护理、康复及长者照顾，子女则仍需要社交发展、工作训练及社区参与，因此服务模式必须由同时熟悉长者服务与智障人士服务的跨专业团队承接。 她又指出，现时不少服务以中心为本，较难做到量身订造，服务时间也有限，未必足以支撑家庭在社区长期照顾。
黎沛薇形容，智障人士成年后进入社会，资源相对减少，犹如“跌落悬崖”。 她举例说，严重智障人士的护理及医疗需要较高，涉及医疗消耗品及康复用具等，家庭负担沉重；但在现行制度下，入住院舍后可独立申请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部分开支可实报实销，若留在社区与家人同住，则主要依靠固定金额的伤残津贴，变相令家庭更倾向选择院舍。
学者因此主张，政府应发展更多社区住宿选择，例如小型社区住宅，让具较高独立生活能力的智障人士可独居，或二、三人同住，并由工作人员提供24小时支援。 黄敬岁认为，对不少轻度及部分中度智障人士而言，社区为本服务不应只着眼照顾，更应持续培养其金钱管理、自我保护及危机处理能力，让他们在父母逐渐失去照顾能力后，仍可在社区生活。
她并建议当局及持份者及早为智障人士展开“生命历程规划”，内容包括财务、监护、住宿、医疗决策，以及父母身后照顾安排。 黎沛薇则提出推广“微董事会”，由亲属、朋友或曾支援残障人士的同工共同担任守护角色，如同运营一间以保障当事人权益及社区生活需要为宗旨的公司；她说，国外相关做法甚至可处理财务及聘请员工等事务，让父母离世后仍有人持续支援子女。
不少家长最深层的焦虑，是自己一旦病倒、失能或离世，子女往后便再没有人持续关注。 黄敬岁提到，曾有一对关系很好的母女，母亲年近90岁仍相当精神，女儿自理能力高，也有接受就业服务，喜欢在社区生活；但由于本地住宿服务轮候往往长达10年，母亲担心自己突然离世后无人照顾女儿，只好提早申请住宿服务。 最终轮候到位时，女儿被迫过早入住院舍，与母亲分开，失去原有家庭生活，也过得并不开心。
近年有家长组织倡议“两代共居”，即父母年老时可与中年智障子女入住同一院舍。 自闭症病人自助组织“一同梦”主席Macy表示，部分家长把这视为一种“安慰剂”，至少可避免即时分离，也让父母继续参与照顾。 不过，黄伟雄指出，目前安老院舍与残疾人士院舍分属不同中央轮候机制，即使父母与子女分别获安排院舍，也可能相距很远，见面困难；要打破安老与康复服务之间的壁垒，仍需研究具体推行方式。
黄敬岁也提醒，真正有质量的“两代共居”不应只是同一屋檐下提供三餐一宿。 父母可能需要医疗护理、康复及长者照顾，子女则仍需要社交发展、工作训练及社区参与，因此服务模式必须由同时熟悉长者服务与智障人士服务的跨专业团队承接。 她又指出，现时不少服务以中心为本，较难做到量身订造，服务时间也有限，未必足以支撑家庭在社区长期照顾。
黎沛薇形容，智障人士成年后进入社会，资源相对减少，犹如“跌落悬崖”。 她举例说，严重智障人士的护理及医疗需要较高，涉及医疗消耗品及康复用具等，家庭负担沉重；但在现行制度下，入住院舍后可独立申请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部分开支可实报实销，若留在社区与家人同住，则主要依靠固定金额的伤残津贴，变相令家庭更倾向选择院舍。
学者因此主张，政府应发展更多社区住宿选择，例如小型社区住宅，让具较高独立生活能力的智障人士可独居，或二、三人同住，并由工作人员提供24小时支援。 黄敬岁认为，对不少轻度及部分中度智障人士而言，社区为本服务不应只着眼照顾，更应持续培养其金钱管理、自我保护及危机处理能力，让他们在父母逐渐失去照顾能力后，仍可在社区生活。
她并建议当局及持份者及早为智障人士展开“生命历程规划”，内容包括财务、监护、住宿、医疗决策，以及父母身后照顾安排。 黎沛薇则提出推广“微董事会”，由亲属、朋友或曾支援残障人士的同工共同担任守护角色，如同运营一间以保障当事人权益及社区生活需要为宗旨的公司；她说，国外相关做法甚至可处理财务及聘请员工等事务，让父母离世后仍有人持续支援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