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福苑问责为何只落在何永贤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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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宏福苑五级火造成168人死亡，独立委员会经过4个月聆讯、30场听证会并听取80名证人口供后发表调查报告，认定负责大维修的总承建商宏业及工程顾问鸿毅是事件“罪魁祸首”，同时点名房屋局独立审查组（ICU）、屋宇署、消防处及劳工处四个部门都要承担责任，其中ICU需负较大责任。 在刑事、行政、政治三个层次的追责框架下，警方及廉政公署已起诉7人及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行政方面则会启动两级调查机制，调查40至50名政府人员，并约见约100人，预计3个月内完成。 然而，政治问责最终只落在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一人身上，引发政界与社会对问责标准、官场取舍以及政府善后部署的持续讨论。
Key Points
- 调查报告指出，宏福苑火灾的主要责任在总承建商宏业及工程顾问鸿毅，但四个政府部门同样未能及时解决问题，甚至互相推诿，使失误从工程监管扩大到跨部门协调层面。
- 被点名的四个部门包括房屋局ICU、屋宇署、消防处及劳工处，其中ICU被指属于直接监督者，责任较其他部门更重，也成为何永贤最终承担政治责任的重要依据。
- 刑事追究已率先展开，警方与廉政公署起诉7人及2间公司，涉及25项控罪，包括误杀、串谋诈骗及妨碍司法公正；劳工处、屋宇署及消防处亦就违规事项提出检控。
- 行政问责方面，部门首长责任制已启动两级调查，公务员叙用委员会将调查40至50名政府人员，约见约100人，预计3个月内完成；一旦裁定失职，可革职、扣公积金或不发退休金。
- 行政长官解释只问责何永贤时，提出“综合考虑”原则，包括官员在事件中的角色、政策范围与事件关系、属于政策问题还是执行问题、下属表现，以及政治团队未来仍需处理的大量工作。
Why It Matters
这场风波的争议，不只在于何永贤是否应下台，而在于报告既然明确指出四个部门都有责任，政府最终却只由一名局长承担政治后果，是否足以回应168条人命带来的社会震荡。 对香港读者而言，下一步更关键的是行政问责会否真正追到具体公务员层级，还是政治层面先止血，制度责任却未被彻底厘清。
政界对于“为什么只有何永贤”的讨论，核心在于报告虽然同时点名屋宇署、消防处及劳工处，但责任轻重并不一致。 有熟悉调查过程的人士指出，屋宇署与ICU虽被指要负共同责任，但ICU作为直接监督者，角色更接近事件核心，因此房屋局成为最容易被聚焦的政策局。 报道也提到，宏福苑属于居屋项目，正落在房屋局辖下房署独立审查组的管辖范围内，这使何永贤在制度上较难完全抽身。
不过，报道同时引述政界及官场中人的观察，认为政治问责从来不只是按照报告文字机械处理，官员本身的政治能量、官场评价、是否有人接手，以及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施政需要，都会影响最终“落锅”名单。 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为例，有政界人士认为他不能完全撇清消防处失职责任，但基于各种政治考量，几乎无人敢公开点名要求他问责。 另一方面，发展局局长甯汉豪在政圈及官场评价较高，据悉不少人为她“讲好说话”，认为北部都会区发展仍在起步阶段，需要她继续掌舵。 至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因为在整场风波中牵涉最少，几乎没有政界中人主张他作政治问责。
报道还提到，消防处在听证会上的表现曾招来议员私下批评，尤其是高层一度把责任收窄为只规管消防装置，对封发泡胶、生口及棚网等问题称“不关消防事”，到最后才改口承认有兜底责任，令外界质疑其防火把关角色。 这些细节说明，社会对问责的关注，不只是看哪个部门被点名，更在于各部门是否在灾前尽责、灾后如实交代。
有政界中人更直言，若以168人死亡的严重性衡量，只由一名局长问责，对不少市民而言可能只是“最低消费”。 另一种分析则认为，政府之所以未大幅扩大政治问责，与官场人手、善后工作及下届政府布局有关；在大量后续工作仍待处理之际，若同时撤换多名局长，未必有利于推动改革及配合行政调查。 因此，何永贤的辞职既是政治交代，也可能被视为整个问责安排中的“最大公因数”与现实折中。
政界对于“为什么只有何永贤”的讨论，核心在于报告虽然同时点名屋宇署、消防处及劳工处，但责任轻重并不一致。 有熟悉调查过程的人士指出，屋宇署与ICU虽被指要负共同责任，但ICU作为直接监督者，角色更接近事件核心，因此房屋局成为最容易被聚焦的政策局。 报道也提到，宏福苑属于居屋项目，正落在房屋局辖下房署独立审查组的管辖范围内，这使何永贤在制度上较难完全抽身。
不过，报道同时引述政界及官场中人的观察，认为政治问责从来不只是按照报告文字机械处理，官员本身的政治能量、官场评价、是否有人接手，以及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施政需要，都会影响最终“落锅”名单。 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为例，有政界人士认为他不能完全撇清消防处失职责任，但基于各种政治考量，几乎无人敢公开点名要求他问责。 另一方面，发展局局长甯汉豪在政圈及官场评价较高，据悉不少人为她“讲好说话”，认为北部都会区发展仍在起步阶段，需要她继续掌舵。 至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因为在整场风波中牵涉最少，几乎没有政界中人主张他作政治问责。
报道还提到，消防处在听证会上的表现曾招来议员私下批评，尤其是高层一度把责任收窄为只规管消防装置，对封发泡胶、生口及棚网等问题称“不关消防事”，到最后才改口承认有兜底责任，令外界质疑其防火把关角色。 这些细节说明，社会对问责的关注，不只是看哪个部门被点名，更在于各部门是否在灾前尽责、灾后如实交代。
有政界中人更直言，若以168人死亡的严重性衡量，只由一名局长问责，对不少市民而言可能只是“最低消费”。 另一种分析则认为，政府之所以未大幅扩大政治问责，与官场人手、善后工作及下届政府布局有关；在大量后续工作仍待处理之际，若同时撤换多名局长，未必有利于推动改革及配合行政调查。 因此，何永贤的辞职既是政治交代，也可能被视为整个问责安排中的“最大公因数”与现实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