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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管道案内地船长认两传票罪罚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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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管道案内地船长认两传票罪罚4000港元

Summary

2023年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海底天然气管道及电讯电缆受损后,芬兰调查当局曾表示,怀疑香港注册货柜船“新新北极熊号”的船锚造成毁坏,事件随后在香港进入司法程序。 43岁的中国籍船长万文国原被控一项刑事毁坏罪,另被香港海事处票控两项涉及商船安全和申报义务的传票控罪,案件于11月18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再讯。 控方申请撤回刑事毁坏罪,称未能联系上数名中国内地证人;被告则承认两项传票控罪,最终被裁判官林子康判罚款4000港元,并将交由入境处安排遣返。 虽然最受关注的刑事毁坏指控未继续审理,但法庭仍就船舶设备不足及未按规定每日申报两项违规作出处罚。

Key Points

  • 被告万文国,43岁,报称船长,原先同时面对一项刑事毁坏罪及两项由海事处提出的传票控罪。
  • 被撤回的刑事毁坏罪指称,他于2023年10月8日在芬兰湾公海上掌管“新新北极熊号”时,损坏天然气管道及海底电讯电缆。
  • 其中一项传票控罪指他于2023年10月11日至12月6日期间,明知船舶船锚不足,仍继续由俄罗斯前往中国的航程。
  • 另一项传票控罪指他于2023年10月28日至11月3日期间,未按《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附件第V章第28条规定向船公司每日申报。
  • 海事处检验船上的铱卫星电话后确认可正常运作;辩方则称公司限制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且其他通信系统受天气影响。

Why It Matters

对香港读者而言,这宗案件说明,即使事故发生在欧洲海域,只要涉事船舶属于香港注册,香港的监管和司法体系仍可能就船长责任及船舶合规问题介入处理。 案件也表明,在较严重刑事指控因证人问题无法继续推进时,海事监管层面的违规事项仍可成为定罪和处罚基础,并带来罚款及遣返后果。 案情显示,万文国自2023年6月起在“新新北极熊号”任职大副,其后升任船长。 涉事船舶为一艘169米长的集装箱船,案发时计划从俄罗斯东方港出发,并于2023年12月6日抵达天津。 控方案情指出,被告明知船上已没有足够船锚,仍继续航程,这构成其中一项传票控罪的核心事实。 另一项控罪则围绕船长在航行期间的报告义务,指他须使用铱卫星电话向船公司汇报位置、航道等资料,但他没有这样做。 至于原本最受关注的刑事毁坏罪,控罪内容指万文国于2023年10月8日船上芬兰时间凌晨2时,即香港时间同日早上7时,在芬兰湾公海上一艘香港注册货轮“新新北极熊号”上,作为当时掌管或指挥该船的人,无合法辩解而损坏属于他人的财产,即位于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一条天然气管道及海底电讯电缆,并罔顾该财产是否会被摧毁或损坏。 不过,控方在本次聆讯中申请撤回该项控罪,并向法庭表示未能联系上数名中国内地证人。 两家媒体均报道,法庭最终没有就刑事毁坏罪作出裁断,而是处理被告承认的两项传票罪。 辩方求情时表示,被告在发现船锚不见后,已通知公司职员,也曾尝试在俄罗斯更换零件,但未能成功。 辩方又称,公司规定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使用铱卫星电话,因此被告曾尝试通过其他系统向公司汇报,但因天气影响而运作不良。 即便如此,被告也承认自己确有疏忽。 裁判官林子康最终判处罚款4000港元,并下令将被告交由入境处安排遣返。 从香港航运监管角度看,这宗案件最终聚焦于船长是否履行基本安全责任,以及是否遵守国际海上报告要求。 虽然罚款金额不高,但案件涉及香港注册船舶、跨境海事事故、国际公约义务,以及本地法院如何处理海外海域引发的后续责任,对香港作为国际航运注册地的监管形象仍具有参考意义。
案情显示,万文国自2023年6月起在“新新北极熊号”任职大副,其后升任船长。 涉事船舶为一艘169米长的集装箱船,案发时计划从俄罗斯东方港出发,并于2023年12月6日抵达天津。 控方案情指出,被告明知船上已没有足够船锚,仍继续航程,这构成其中一项传票控罪的核心事实。 另一项控罪则围绕船长在航行期间的报告义务,指他须使用铱卫星电话向船公司汇报位置、航道等资料,但他没有这样做。 至于原本最受关注的刑事毁坏罪,控罪内容指万文国于2023年10月8日船上芬兰时间凌晨2时,即香港时间同日早上7时,在芬兰湾公海上一艘香港注册货轮“新新北极熊号”上,作为当时掌管或指挥该船的人,无合法辩解而损坏属于他人的财产,即位于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一条天然气管道及海底电讯电缆,并罔顾该财产是否会被摧毁或损坏。 不过,控方在本次聆讯中申请撤回该项控罪,并向法庭表示未能联系上数名中国内地证人。 两家媒体均报道,法庭最终没有就刑事毁坏罪作出裁断,而是处理被告承认的两项传票罪。 辩方求情时表示,被告在发现船锚不见后,已通知公司职员,也曾尝试在俄罗斯更换零件,但未能成功。 辩方又称,公司规定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使用铱卫星电话,因此被告曾尝试通过其他系统向公司汇报,但因天气影响而运作不良。 即便如此,被告也承认自己确有疏忽。 裁判官林子康最终判处罚款4000港元,并下令将被告交由入境处安排遣返。 从香港航运监管角度看,这宗案件最终聚焦于船长是否履行基本安全责任,以及是否遵守国际海上报告要求。 虽然罚款金额不高,但案件涉及香港注册船舶、跨境海事事故、国际公约义务,以及本地法院如何处理海外海域引发的后续责任,对香港作为国际航运注册地的监管形象仍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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