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家辉倡北都推2000万投资移民并须聘本地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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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随着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定于9月16日发布，各政党近日陆续就经济、就业和民生议题提出建议。 自由党主席邵家辉表示，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必须全力发展经济，才能提升市民生活水平，而北部都会区发展及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是当中的重中之重。 他建议政府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推出全新的投资移民计划，门槛定于2000万元以上，并规定其中1000万元必须在港开设实体店，同时聘请至少两至三名本地员工，以达到吸引资金、增加人口和保障本地就业的效果。 另一方面，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及民建联副主席葛珮帆则把重点放在就业友好、安居安老、人工智能对职位的影响，以及输入外劳与保障本地劳工之间的平衡。
Key Points
- 邵家辉指出，《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9月16日发布，香港现阶段必须把拼经济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前提。
- 他认为北部都会区与大湾区融合是未来发展的关键，香港可凭借背靠国家及法制健全的优势，与区内城市形成协同效应。
- 邵家辉提出，香港应打造大型商业圈，并协助优质产品“出海”，进入“一带一路”及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扩大经济空间。
- 面对人口老龄化，他提到本港目前约有三分之一人口持有乐悠咭，显示扩充人口及引进人才已成为迫切课题。
- 邓家彪与葛珮帆分别提出劳动参与率指标、人工智能用工监测、外劳动态把关，以及加强中小企业支援等建议。
Why It Matters
围绕新一份《施政报告》的讨论，已不只是宏观经济增长问题，而是如何把北部都会区建设、大湾区融合与市民实际就业和收入联系起来。 如果政府未来采纳类似投资移民安排，社会将关注资金是否真正落地、能否创造本地职位，以及会否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政策工具。 同时，人工智能、青年就业和外劳政策之间的张力，也意味着未来施政需要在增长与保障之间作更细致的平衡。
邵家辉在电台节目中表示，香港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必须全力发展经济，否则难以持续改善市民生活。 他把北部都会区列为未来发展的核心，认为香港不应只把北都视为土地或房屋供应项目，而应把它看作连接大湾区、拓展产业布局和吸纳人口的重要平台。 在他的构想中，香港可利用自身法制健全、国际化程度高，以及背靠国家的优势，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形成互补，建立更大的商业圈，并协助优质产品进入“一带一路”和东南亚市场。
在具体政策上，邵家辉建议在北部都会区设立全新的投资移民计划，门槛定于2000万元以上。 他提出，当中必须有1000万元用于在港开设实体店，并聘请至少两至三名本地员工。 这一设计的重点，不只是吸引资金流入香港，更是希望把资金转化为实体经济活动，让投资者在港落地经营，同时增加人口并保障本地就业市场。
他提出这项建议时，也提到香港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的问题。 他表示，本港目前已有约三分之一人口持有乐悠咭，反映长者人口比例较高；若香港要维持经济活力，扩充人口及引进人才就显得十分关键。 不过，他同时提醒，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可能替代部分基层工种，因此任何吸纳人才或资金的政策，都不能忽视对本地基层就业的影响。
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则从劳工和民生角度提出另一套重点。 他表示，无论是《五年规划》还是每年的《施政报告》，核心都应围绕就业、安居及安老三大民生支柱。 工联会向政府提出建立“就业友好型社会”的构想，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的预期性指标，并在持续推进下逐步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政策目标，通过资源投放及行业检视，推动更多人参与劳动市场。
针对大学毕业生职位紧张，以及企业广泛应用科技的现状，邓家彪希望政府建立监测机制，监察大型企业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能否保障现有员工。 他也支持把雇员再培训局升格为技能提升局，协助基层劳动者掌握前沿科技技能，避免在产业转型中被边缘化。 至于补充劳工计划，他主张以动态方式把关，一旦个别行业出现较高失业率，便应及时收紧，甚至冻结相关工种的输入外劳配额，目标是维持较高劳动参与率，并继续释放妇女和青年的劳动力。
民建联副主席葛珮帆则指出，尽管外围及宏观经济数据亮丽，但不少基层市民反映家庭收入减少，求职和青年就业仍面临挑战。 她认为，政府推动新经济时，必须让市民共享成果，政策也应因时制宜、灵活调整。 在外劳政策方面，她呼吁政府在引入外劳与保障本地劳工之间做好动态平衡；在推进医疗改革及改善安老服务时，也应尽量减少对基层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并同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援。
邵家辉在电台节目中表示，香港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必须全力发展经济，否则难以持续改善市民生活。 他把北部都会区列为未来发展的核心，认为香港不应只把北都视为土地或房屋供应项目，而应把它看作连接大湾区、拓展产业布局和吸纳人口的重要平台。 在他的构想中，香港可利用自身法制健全、国际化程度高，以及背靠国家的优势，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形成互补，建立更大的商业圈，并协助优质产品进入“一带一路”和东南亚市场。
在具体政策上，邵家辉建议在北部都会区设立全新的投资移民计划，门槛定于2000万元以上。 他提出，当中必须有1000万元用于在港开设实体店，并聘请至少两至三名本地员工。 这一设计的重点，不只是吸引资金流入香港，更是希望把资金转化为实体经济活动，让投资者在港落地经营，同时增加人口并保障本地就业市场。
他提出这项建议时，也提到香港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的问题。 他表示，本港目前已有约三分之一人口持有乐悠咭，反映长者人口比例较高；若香港要维持经济活力，扩充人口及引进人才就显得十分关键。 不过，他同时提醒，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可能替代部分基层工种，因此任何吸纳人才或资金的政策，都不能忽视对本地基层就业的影响。
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则从劳工和民生角度提出另一套重点。 他表示，无论是《五年规划》还是每年的《施政报告》，核心都应围绕就业、安居及安老三大民生支柱。 工联会向政府提出建立“就业友好型社会”的构想，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的预期性指标，并在持续推进下逐步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政策目标，通过资源投放及行业检视，推动更多人参与劳动市场。
针对大学毕业生职位紧张，以及企业广泛应用科技的现状，邓家彪希望政府建立监测机制，监察大型企业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能否保障现有员工。 他也支持把雇员再培训局升格为技能提升局，协助基层劳动者掌握前沿科技技能，避免在产业转型中被边缘化。 至于补充劳工计划，他主张以动态方式把关，一旦个别行业出现较高失业率，便应及时收紧，甚至冻结相关工种的输入外劳配额，目标是维持较高劳动参与率，并继续释放妇女和青年的劳动力。
民建联副主席葛珮帆则指出，尽管外围及宏观经济数据亮丽，但不少基层市民反映家庭收入减少，求职和青年就业仍面临挑战。 她认为，政府推动新经济时，必须让市民共享成果，政策也应因时制宜、灵活调整。 在外劳政策方面，她呼吁政府在引入外劳与保障本地劳工之间做好动态平衡；在推进医疗改革及改善安老服务时，也应尽量减少对基层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并同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