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工制度为何让有心人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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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香港01》9月5日刊出林素蔚专栏，讨论香港社工流失背后的制度性原因。文章以一名资深社工辞职为切入点，指出不少人离开，并不是失去初心，而是因为仍然在乎服务对象，却越来越难在现有工作环境中实践自己理解的社会工作。
Key Points
- 文章写到，一名从业多年的社工递交辞职信时，最放不下的不是尚未完成的报告，而是手上的个案与接手安排。
- 专栏提到，前线常见情况包括午饭时接电话、休假时仍惦记个案，以及因同事离开而分担工作长达大半年。
- 林素蔚指出，填表、整理数据、准备报告、回复讯息和开会，占用了社工越来越多时间，压缩了与服务对象深入交谈的空间。
- 文章认为，人员流失不只是机构内部问题，因为每次交接都可能让家暴妇女、封闭青年和曾经历分离的儿童重新面对信任中断。
- 专栏还说，在人手紧张下，督导容易变成追文件、问进度、看指标的会议，而前线社工若想改善待遇，往往要转做管理。
Why It Matters
这篇文章关注的是香港社福服务能否维持连续性，而不只是个别员工去留。若制度长期依赖前线以责任感硬撑，最终受影响的除了社工本身，也包括家庭、儿童、照顾者等服务对象能否获得稳定而持续的支持。
文章开头描写一名做了多年的社工离职前的处境：他曾陪孩子走出家庭阴影，也陪照顾者熬过最困难的日子，有些早已结案的服务对象在街上遇见他，仍会主动打招呼。但他已经想不起上一次准时下班是什么时候。离开那天，他最担心的不是文件，而是谁来接手个案、服务对象是否愿意重新信任另一名社工，以及那个不太主动开口的孩子，会不会再次感到“又有一个大人离开了”。
林素蔚指出，外界谈到社工离职，常常先归因于薪酬、工作量或晋升机会，但不少前线真正难以承受的，是自己逐渐做不到心目中的社会工作。很多人入行，是想陪伴有需要的人走过难关；几年后却发现，大部分时间被填表、整理数据、准备报告、回复讯息和会议占据。个案一个接一个，门外还有人在等，下午还有家访，报告也快到期限，结果即使服务对象在面前落泪，社工也未必有足够时间让对方慢慢说完。
文章认为，真正消耗人的，往往不是“忙”本身，而是明明看见对方需要什么，自己却没有时间和资源去做。这种无力感也很难向外界解释：对家人不能透露个案细节，回到办公室时，身边同事也同样忙得喘不过气。于是，有人把情绪压下去，告诉自己“再撑一下”，但这种状态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专栏特别强调，社工流失对服务对象的影响，不能只被视为机构内部的人手问题。信任不是填完一张表格就能建立。经历家暴的妇女，可能见了社工几次，才敢说出家里发生的事；不愿与人接触的青年，也可能沉默很久，才第一次谈及自己的恐惧。如果社工离职，他们就要面对新的陌生面孔，再次从头讲述经历。即使交接安排做得妥当，关系也不能像文件一样完整转移；对曾经历分离或被遗弃的儿童来说，一名熟悉社工的离开，更可能勾起过去的创伤。
在支援机制方面，林素蔚认为，理想的督导应让社工有空间整理思路、讨论个案中的两难，并在重要决定前多听一个专业角度。但在人手紧张的机构里，督导很容易变成另一场工作会议，只剩下文件交了没有、个案进度如何、数字能否达标，却少了“你最近还好吗”这样的关心。
文章也提到，近年社福界虽然更常谈精神健康和自我照顾，但如果社工休假时仍要回复电话，午饭时间仍在处理个案，再多减压工作坊也难以真正解决问题。专栏主张，真正的自我照顾不能只靠个人安排，机构应合理分配个案，建立清晰的候命与替假安排，让员工休假时可以安心关掉电话，同时重新检视行政程序，区分哪些确实保障服务质量，哪些只是多年累积、早已偏离原意的工作。
最后，文章把问题延伸到前线发展路径。文中指出，有经验的社工熟悉社区，了解不同家庭的处境，也知道一项政策落到现实生活后可能出现什么问题，但不少前线工作多年后，仍看不见清晰的发展方向；如果想改善待遇，往往要转做管理。专栏因此提出，除了管理安排，前线本身也应有更清楚、可持续的专业出路，否则制度可能继续把仍然有心的人推向离场。
文章开头描写一名做了多年的社工离职前的处境：他曾陪孩子走出家庭阴影，也陪照顾者熬过最困难的日子，有些早已结案的服务对象在街上遇见他，仍会主动打招呼。但他已经想不起上一次准时下班是什么时候。离开那天，他最担心的不是文件，而是谁来接手个案、服务对象是否愿意重新信任另一名社工，以及那个不太主动开口的孩子，会不会再次感到“又有一个大人离开了”。
林素蔚指出，外界谈到社工离职，常常先归因于薪酬、工作量或晋升机会，但不少前线真正难以承受的，是自己逐渐做不到心目中的社会工作。很多人入行，是想陪伴有需要的人走过难关；几年后却发现，大部分时间被填表、整理数据、准备报告、回复讯息和会议占据。个案一个接一个，门外还有人在等，下午还有家访，报告也快到期限，结果即使服务对象在面前落泪，社工也未必有足够时间让对方慢慢说完。
文章认为，真正消耗人的，往往不是“忙”本身，而是明明看见对方需要什么，自己却没有时间和资源去做。这种无力感也很难向外界解释：对家人不能透露个案细节，回到办公室时，身边同事也同样忙得喘不过气。于是，有人把情绪压下去，告诉自己“再撑一下”，但这种状态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专栏特别强调，社工流失对服务对象的影响，不能只被视为机构内部的人手问题。信任不是填完一张表格就能建立。经历家暴的妇女，可能见了社工几次，才敢说出家里发生的事；不愿与人接触的青年，也可能沉默很久，才第一次谈及自己的恐惧。如果社工离职，他们就要面对新的陌生面孔，再次从头讲述经历。即使交接安排做得妥当，关系也不能像文件一样完整转移；对曾经历分离或被遗弃的儿童来说，一名熟悉社工的离开，更可能勾起过去的创伤。
在支援机制方面，林素蔚认为，理想的督导应让社工有空间整理思路、讨论个案中的两难，并在重要决定前多听一个专业角度。但在人手紧张的机构里，督导很容易变成另一场工作会议，只剩下文件交了没有、个案进度如何、数字能否达标，却少了“你最近还好吗”这样的关心。
文章也提到，近年社福界虽然更常谈精神健康和自我照顾，但如果社工休假时仍要回复电话，午饭时间仍在处理个案，再多减压工作坊也难以真正解决问题。专栏主张，真正的自我照顾不能只靠个人安排，机构应合理分配个案，建立清晰的候命与替假安排，让员工休假时可以安心关掉电话，同时重新检视行政程序，区分哪些确实保障服务质量，哪些只是多年累积、早已偏离原意的工作。
最后，文章把问题延伸到前线发展路径。文中指出，有经验的社工熟悉社区，了解不同家庭的处境，也知道一项政策落到现实生活后可能出现什么问题，但不少前线工作多年后，仍看不见清晰的发展方向；如果想改善待遇，往往要转做管理。专栏因此提出，除了管理安排，前线本身也应有更清楚、可持续的专业出路，否则制度可能继续把仍然有心的人推向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