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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困境不只因枯燥 学者指香港功利观伤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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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困境不只因枯燥 学者指香港功利观伤害更大

Summary

HK01周日刊出“冷宫里的历史科”系列第三篇,聚焦香港历史教育所面对的深层问题。报道引述学者、议员及前线教师指出,当前最严峻的情况已不只是学生嫌历史科枯燥,而是年轻一代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乃至历史本身逐渐失去感知,这种“去历史化”现象更被形容为全球性问题。

Key Points

  • 立法会教育界议员邓飞表示,历史教育最大的威胁不是“枯燥”或“死记硬背”,而是学生对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表现出彻底无感。
  • 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瑞威认为,上一代不少人对历史的兴趣来自《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但在强调短平快的时代,这类课外启蒙渠道正在断层。
  • 报道引述教资会统计称,2024/25学年“八大”全职学士毕业生中,文科及人文科学科平均年薪为27.9万港元,低于整体平均的33.6万港元。
  • 张瑞威直言,“对历史教育伤害最大的,是香港人自己”,批评社会以短期回报标准衡量文科价值,忽视人文学科培养周期较长。
  • 刘智鹏、梁延敬及潘美芬认为,应试文化、家长对出路的刻板印象,以及人工智能时代对判断力和同理心的新要求,都在重新凸显历史教育的重要性。

Why It Matters

这篇报道把历史科的冷门问题,延伸到香港教育制度和社会价值取向的讨论。若家长、学校和学生继续主要按薪酬与升学回报来决定选科,人文学科空间可能进一步收缩;但在人工智能越来越擅长提供“标准答案”的环境下,历史教育所训练的判断力、同理心与公民意识,反而被受访者视为更难替代的能力。 报道首先引述邓飞的观察,指出外界过去常把历史科的困境归因于内容沉闷、教学偏重背诵,但他认为今天更严重的问题,是学生对历史完全失去感觉。 当课堂提到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学生不是排斥,而是觉得这些内容像来自另一个星球,既陌生,也不想了解。 他并强调,这并非香港独有,而是全球共同面对的“去历史化”趋势。 张瑞威则把讨论从课堂内部延伸到课堂之外。他指出,对不少上一代人来说,历史兴趣未必首先来自学校,而是来自《三国演义》等以历史事件为蓝本的小说阅读。 这些作品既是娱乐,也是进入历史世界的入口;但在当下强调效率、实用和即时回报的社会氛围下,历史题材的娱乐方式被边缘化,学生在课外自然接触历史的机会也随之减少。 报道同时把问题与香港长期存在的功利主义选科文化联系起来。根据教资会统计,2024/25学年“八大”全职学士毕业生中,文科及人文科学科平均年薪为27.9万港元,虽然有所回升,但仍是各学科中最低,明显低于整体平均年薪33.6万港元。 在这种现实比较之下,不少成绩较好的学生在高中选科时,往往更倾向把医学、工程等专业性强、收入较高的学科列为首选。 张瑞威因此直言,对历史教育伤害最大的,正是香港人自己。 他解释,人文学科与理工、医学的培养路径不同,培养一名文学家或历史学家,往往需要十年才可能看到成果,但社会却习惯用短视标准去判断其价值。 岭南大学校长特别顾问兼立法会选委界议员刘智鹏也批评,香港教育体系长期受应试文化主导,从进入优质幼稚园、名校,到衔接热门专业和所谓优渥生活,形成一套僵化的阶层上升逻辑,从源头压缩了求知欲与创新思维。 两位资深前线历史教师梁延敬与潘美芬补充,在香港长期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中,中国历史科等人文学科常被视为出路狭窄,许多家长普遍认为修读中史将来无非是从事教师工作或进入博物馆,这种印象无形中劝退了不少原本对历史有热情的年轻人。 不过梁延敬也指出,过去十多年、尤其近五年来,社会环境已经变化,大学专业与未来大多数工种之间的直接联系其实正在减弱。 在人工智能议题上,受访者并未把历史教育视为过时,反而认为其价值更突出。梁延敬与潘美芬指出,随着AI逐步参与教育和工作,学生更需要学会在信息洪流中辨别真伪、拆解偏见。 张瑞威则以“乩童”与“萨满”作比喻,说明人与AI可以形成两种关系:如果完全被外在力量支配,就像失去自我意识的“乩童”;如果能够按自身意志调动工具,则更像掌握主导权的“萨满”。 他还认为,即使进入AI时代,背诵仍然是文科教学的重要一环,因为如果没有历史事实、语言语法和经典文本等基础积累,学生日后就难以展开更高层次的逻辑分析与独立思辨。
报道首先引述邓飞的观察,指出外界过去常把历史科的困境归因于内容沉闷、教学偏重背诵,但他认为今天更严重的问题,是学生对历史完全失去感觉。 当课堂提到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学生不是排斥,而是觉得这些内容像来自另一个星球,既陌生,也不想了解。 他并强调,这并非香港独有,而是全球共同面对的“去历史化”趋势。 张瑞威则把讨论从课堂内部延伸到课堂之外。他指出,对不少上一代人来说,历史兴趣未必首先来自学校,而是来自《三国演义》等以历史事件为蓝本的小说阅读。 这些作品既是娱乐,也是进入历史世界的入口;但在当下强调效率、实用和即时回报的社会氛围下,历史题材的娱乐方式被边缘化,学生在课外自然接触历史的机会也随之减少。 报道同时把问题与香港长期存在的功利主义选科文化联系起来。根据教资会统计,2024/25学年“八大”全职学士毕业生中,文科及人文科学科平均年薪为27.9万港元,虽然有所回升,但仍是各学科中最低,明显低于整体平均年薪33.6万港元。 在这种现实比较之下,不少成绩较好的学生在高中选科时,往往更倾向把医学、工程等专业性强、收入较高的学科列为首选。 张瑞威因此直言,对历史教育伤害最大的,正是香港人自己。 他解释,人文学科与理工、医学的培养路径不同,培养一名文学家或历史学家,往往需要十年才可能看到成果,但社会却习惯用短视标准去判断其价值。 岭南大学校长特别顾问兼立法会选委界议员刘智鹏也批评,香港教育体系长期受应试文化主导,从进入优质幼稚园、名校,到衔接热门专业和所谓优渥生活,形成一套僵化的阶层上升逻辑,从源头压缩了求知欲与创新思维。 两位资深前线历史教师梁延敬与潘美芬补充,在香港长期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中,中国历史科等人文学科常被视为出路狭窄,许多家长普遍认为修读中史将来无非是从事教师工作或进入博物馆,这种印象无形中劝退了不少原本对历史有热情的年轻人。 不过梁延敬也指出,过去十多年、尤其近五年来,社会环境已经变化,大学专业与未来大多数工种之间的直接联系其实正在减弱。 在人工智能议题上,受访者并未把历史教育视为过时,反而认为其价值更突出。梁延敬与潘美芬指出,随着AI逐步参与教育和工作,学生更需要学会在信息洪流中辨别真伪、拆解偏见。 张瑞威则以“乩童”与“萨满”作比喻,说明人与AI可以形成两种关系:如果完全被外在力量支配,就像失去自我意识的“乩童”;如果能够按自身意志调动工具,则更像掌握主导权的“萨满”。 他还认为,即使进入AI时代,背诵仍然是文科教学的重要一环,因为如果没有历史事实、语言语法和经典文本等基础积累,学生日后就难以展开更高层次的逻辑分析与独立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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