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童輕生警號再響 各界促補上心理研究缺口
SingTao · 1 SOURCESabout 4 hours ago4 MIN
Summary
每逢新學年開始，學童精神健康問題都會再度成為社會焦點。近日本港接連出現多宗學童輕生或企圖輕生事件，其中跑馬地一名男童更年僅10歲，令外界再度關注兒童及青少年自殺風險。 報道引述教育界人士指出，社會多年來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往往停留在「學業壓力」、「家庭壓力」等傳統框架，未必足以解釋當下年輕人的真實處境。 立法會教育界議員鄧飛及城大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均認為，香港現時最欠缺的，是更系統地掌握學童對生命的態度、網絡互動經驗，以及在危機前累積下來的「心理足跡」，從而更準確地對症下藥。
Key Points
- 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早前統計顯示，2025年本港自殺率為13.57，即每10萬人口有13.57人自殺身亡，較前年下跌一成。
- 然而兒童及青少年組別情況轉差，0至19歲自殺個案由前年的35宗增至去年的47宗，升幅超過三成，自殺率達4.72，為近10年最高。
- 由2021年至2025年，全港中小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共有141宗，當中中學生佔約九成，反映問題並非零星個案，而是持續多年的教育與社會議題。
- 政府於2023年在全港中學推行以學校為本的「三層應急機制」，用作識別及支援有自殺風險學生，並於上學年擴展至高小試行。
- 截至今年6月底，至少86宗高小個案被轉介至第二層「校外支援網絡」，另有14宗高小學生被轉介至第三層，接受醫管局精神科服務。
- 教育界普遍認同，三層應急機制至少發揮了「太平門」作用，能在部分危急時刻及早識別個案，避免情況惡化。 不過，有教育界人士私下指出，學童輕生有時帶有極強偶發性，未必一定能在制度內預先捕捉。他舉例說，曾接觸有學童嘗試輕生後獲救，當時情緒非常激動，但數日後已可與同學如常談笑，再觀察足足一年亦未見異樣，顯示部分個案未必有明顯先兆。
- 對於如何從根本改善，鄧飛認為，現行制度仍遠遠不足。 他指出，社會對青少年自殺的理解仍停留在「傳統智慧」，即把問題簡化為學業、家庭或朋輩壓力，但這些很多時只是表面成因。 在Z世代成長背景下，年輕人如何看待生命、如何在網絡時代面對網絡欺凌、如何在虛擬社交中累積情緒壓力，這些更深層因素仍未被充分掌握。 他更提到，美國有州份會在青年自殺事件後仔細研究當事人的「數碼足跡」，藉此重建其心路歷程；反觀香港在法例及行政安排上都欠缺相關制度，難以取得資料，更遑論進行系統化研究。
- 馮麗姝則從學生生活模式轉變分析問題。她指出，學生平日習慣在線上與人交流，開學後重新回到面對面社交環境，容易出現不適應，形成精神壓力。 同時，AI時代講求快速回應與即時結果，但社會在灌輸知識之餘，未有同步訓練學生由零開始逐步解難、探索與承受挫折的能力。 當這些問題長期疊加，學童面對真實世界困難時，便可能欠缺抗逆力與自我調節能力，最嚴重時或會走向自殘等極端行為。
- 她又提到，現時社署轄下設有「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並由小組檢視未成年人士自殺個案，每兩年發表報告。 但委員會工作有明顯限制，例如若個案未經死因庭裁決，委員會便不會處理；而在取得遺書內容、家長口供等敏感資料方面，權限亦不足，甚至有時連家庭背景資料都未必齊全，令深層成因難以完整發掘。 她期望有關情況可以改善，讓研究與政策制訂更有基礎。
- 至於高小試行計劃，已於今年8月底屆滿，但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近日表示，計劃確實幫到同學，在有新公布之前，現有措施會繼續沿用。 這意味短期內學校層面的支援網絡仍會維持，但社會關注焦點已逐步由「有沒有機制」轉向「機制背後是否有足夠研究支撐」，以及香港能否在保障私隱前提下，更深入理解學童危機形成的過程。
Why It Matters
學童輕生問題若只停留在個別悲劇層面，政策回應便容易集中於事後補救，而難以建立更早期、更精準的預防策略。 對香港而言，關鍵不只是延續校本支援措施，更在於能否補上研究、資料取得與跨部門協作的缺口，真正看見兒童及青少年在網絡與現實之間累積的心理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