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案被否决一年后 港同志群体仍盼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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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香港立法会一年前否决政府提出、原本拟为同性伴侣提供有限法律承认的法案后，同志群体至今仍未看到清晰的后续安排，一些当事人形容自己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政府在法案被否决后，继续考虑如何以“行政方式”保障同性伴侣的权利，但受影响人士和关注团体表示，一年过去仍未听到具体方案，原先因法院裁决而出现的乐观情绪也明显降温。
Key Points
- 51岁的Isaac Yick表示，立法会一年前否决政府法案时，他感到“失望，但并不意外”。
- Isaac Yick在香港出生和长大，后来移居加拿大，与丈夫在那里结婚，并于2013年一起回到香港生活。
- 他说，过去几宗司法胜诉曾让群体感到香港正在改变，包括2019年一宗涉及同性配偶福利的里程碑案件。
- 终审法院在2023年裁定，政府对承认同性伴侣关系负有积极义务，当时一度让外界对制度变化抱有期待。
- 爱滋宁养服务协会行政总裁Jerome Yau表示，法案被否决一年后，政府仍未公布下一步打算，群体只能继续等待。
Why It Matters
这一议题对香港同性伴侣的现实生活影响仍在持续，因为即使终审法院已指出政府有责任处理承认问题，立法失败后的替代安排仍不明朗。 在政府未提出具体行政方案前，相关人士在权利保障、政策预期和未来进程上都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从当事人的感受来看，法案被否决一年后的核心变化，不是议题完全停滞，而是推进速度明显放慢。Isaac Yick说，当立法会否决该法案时，他“失望，但并不意外”。 这种表述反映出，部分群体成员在法案进入立法会审议阶段时，已经对最终能否落实法律承认抱持保留态度。 对他们而言，真正令人担忧的并不只是一次表决结果，而是表决之后迟迟没有明确替代路径。
Isaac Yick的个人经历也说明了这一议题为何具有现实意义。他在香港出生和成长，后来移居加拿大，并在那里与丈夫结婚，2013年两人一起回到香港生活。 他回顾说，过去几年香港同志群体曾一度感到环境正在变化，原因之一是多宗法院案件为同性伴侣争取到部分权利。 在他看来，虽然这些改变往往必须经过漫长诉讼才能实现，本身并不理想，但法院一旦作出裁决，制度层面仍会出现实际调整。
他特别提到2019年的一宗里程碑案件，涉及同性伴侣的配偶福利。 这类案件曾让不少人相信，香港对同性伴侣的待遇正在逐步改善。 到了2023年，终审法院进一步裁定，政府对承认同性伴侣关系负有积极义务，这一裁决曾带来更强烈的乐观预期。 对不少群体成员来说，这意味着政府不仅需要回应个别权利争议，更需要建立某种正式承认机制。
不过，当政府随后提出法案并提交立法会时，Isaac Yick已经感觉到，真正的法律承认未必能够顺利实现。 法案最终遭否决后，他认为改变并没有完全停止，但速度“明显慢了下来”，而且不确定性大幅增加。 这种判断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年后的焦点，已从法案本身转向政府接下来究竟会怎么做。
关注团体方面，爱滋宁养服务协会行政总裁Jerome Yau表示，法案被否决至今已一年，政府仍未说明其打算。 他指出，在政府正式公布意向之前，群体目前某种程度上只能处于“holding pattern”，也就是持续等待、难以判断下一步。 Jerome Yau此前也曾共同创办Hong Kong Marriage Equality，因此他的说法同时反映了服务机构和倡议者的观察。 从他的表述可见，当前最大的困境并不只是立法失败，而是后续政策空白持续过久。
目前已知的是，政府仍在考虑如何通过行政方式保障同性伴侣的权利。 但对当事人而言，行政安排究竟会覆盖哪些范围、能否回应终审法院所说的承认义务，以及何时才会公布，仍然没有答案。 因此，过去几年由司法裁决带来的希望，如今已被更谨慎的等待所取代。 在缺乏明确路线图的情况下，香港同志群体普遍感受到，平权进程并未终止，但已经进入一个更慢、也更不确定的阶段。
从当事人的感受来看，法案被否决一年后的核心变化，不是议题完全停滞，而是推进速度明显放慢。Isaac Yick说，当立法会否决该法案时，他“失望，但并不意外”。 这种表述反映出，部分群体成员在法案进入立法会审议阶段时，已经对最终能否落实法律承认抱持保留态度。 对他们而言，真正令人担忧的并不只是一次表决结果，而是表决之后迟迟没有明确替代路径。
Isaac Yick的个人经历也说明了这一议题为何具有现实意义。他在香港出生和成长，后来移居加拿大，并在那里与丈夫结婚，2013年两人一起回到香港生活。 他回顾说，过去几年香港同志群体曾一度感到环境正在变化，原因之一是多宗法院案件为同性伴侣争取到部分权利。 在他看来，虽然这些改变往往必须经过漫长诉讼才能实现，本身并不理想，但法院一旦作出裁决，制度层面仍会出现实际调整。
他特别提到2019年的一宗里程碑案件，涉及同性伴侣的配偶福利。 这类案件曾让不少人相信，香港对同性伴侣的待遇正在逐步改善。 到了2023年，终审法院进一步裁定，政府对承认同性伴侣关系负有积极义务，这一裁决曾带来更强烈的乐观预期。 对不少群体成员来说，这意味着政府不仅需要回应个别权利争议，更需要建立某种正式承认机制。
不过，当政府随后提出法案并提交立法会时，Isaac Yick已经感觉到，真正的法律承认未必能够顺利实现。 法案最终遭否决后，他认为改变并没有完全停止，但速度“明显慢了下来”，而且不确定性大幅增加。 这种判断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年后的焦点，已从法案本身转向政府接下来究竟会怎么做。
关注团体方面，爱滋宁养服务协会行政总裁Jerome Yau表示，法案被否决至今已一年，政府仍未说明其打算。 他指出，在政府正式公布意向之前，群体目前某种程度上只能处于“holding pattern”，也就是持续等待、难以判断下一步。 Jerome Yau此前也曾共同创办Hong Kong Marriage Equality，因此他的说法同时反映了服务机构和倡议者的观察。 从他的表述可见，当前最大的困境并不只是立法失败，而是后续政策空白持续过久。
目前已知的是，政府仍在考虑如何通过行政方式保障同性伴侣的权利。 但对当事人而言，行政安排究竟会覆盖哪些范围、能否回应终审法院所说的承认义务，以及何时才会公布，仍然没有答案。 因此，过去几年由司法裁决带来的希望，如今已被更谨慎的等待所取代。 在缺乏明确路线图的情况下，香港同志群体普遍感受到，平权进程并未终止，但已经进入一个更慢、也更不确定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