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指傳統華人育兒方式在人工智能時代面臨淘汰

《南華早報》於2026年9月15日刊登的評論文章探討了傳統華人育兒方式在人工智能時代是否仍然適用。文章以香港家長伍太為例，描述她每週帶著八歲兒子穿梭於城市各處的補習班之間，期望提升子女的學業表現。然而，隨著人工智能技術迅速發展，業界人士預測律師、會計師及金融從業員等白領工作將逐步被取代，而水電維修及建築等藍領工作則較難被機械取代。 心理學家David Geary把人類認知能力分為兩大類別。生物學主要能力（biologically primary abilities）是指說話、計數及基本社交理解等毋須正規教育便能在所有兒童身上自然發展的能力。生物學次要能力（biologically secondary abilities）則包括閱讀、寫作及正規數學等需要持續學習、只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才會發展的能力。

文章指出，大型語言模型能夠撰寫法律文件，但無法在法庭上親身陳詞及辯護 1。這意味著人工智能雖能處理文書工作，但需要親身到場、即時溝通的工種仍離不開人類。若人工智能真的會取代需要後天學習的認知能力，而保留人類與生俱來的基本屬性，則香港及全球華人社群的無數家庭，可能正在為子女的未來就業前景，投資於一條日漸失去回報的教育之路 1。 這個觀點對傳統華人社會的育兒文化構成根本性挑戰。在華人社會中，家長普遍期望子女透過勤奮學習、考取優異成績，從而獲得穩定的專業工作。然而，當人工智能技術日益成熟，越來越多需要正規教育及專業資格的工種可能被自動化系統取代時，這套行之多年的育兒哲學或許需要重新檢視。 文章的核心論證建基於Geary的認知能力分類及Dawkins的演化生物學概念。作者認為，人工智能代表著人類延伸表現型的最新階段，能夠勝任所有需要後天學習、依靠文化傳承的次要能力，但始終無法完全複製人類的主要生物特徵。這包括實際的身體存在、面對面的溝通，以及需要在特定時間及地點親身到場執行的工作。 因此，文章暗示未來教育的焦點可能需要轉變。比起過分著重學術成績及傳統學科知識，培養子女的社交能力、適應力及實際操作技能，或許更能装备他們迎接人工智能時代的挑戰。